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的宣传动员工作

　　1934年 11月 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16日红二十五军 29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历时 10个月，途经四个省，转战近万里，于 1935年 9月 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是长征先锋，是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从部队领导到普通战士，都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宣传、组织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长征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行战略转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红二十五军的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1934年 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有关文件精神，作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6日，红二十五军发布了由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郑位三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简称《宣言》）。《宣言》本着“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的精神，对红军指战员、沿途群众进行党的抗日政策教育，对围堵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势力进行“反对投降卖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宣传，充分调动广大红军的积极性，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言》的发布，对沿途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长征的意义起了重要作用。

　　　11月下旬，红二十五军途经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而且大都配有武器，不时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形势紧迫。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顺利通过围寨地区，红二十五军在通过围寨之前，专门召开会议，政治委员吴焕先在会上强调指出，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并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沿途勿加阻拦。他还将当时所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买公卖等有关政策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唱。正是由于红二十五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进行了出色的宣传工作，不仅党和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而且还避免了地方反动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堵。

　　　在 12月召开的庾家河会议上，当中共鄂豫陕省委作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后，为了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开展，省委随即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指出：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人，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增红军 400余名。

　　　次年 1月，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迅速展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又以红二十五军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简称《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告群众书》的号召下，广大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他们配合红军镇压土匪恶霸，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革命政权，同时部队也得到扩充，从而为以后反“围剿”斗争和继续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宣传省委在创建根据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2月 5日，省委又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军阀、官僚、卖国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保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的境内运输行走。这些传单、布告，实际上是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中的“施政纲领”，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8月中旬，部队长征进入陇东回民地区时，政委吴焕先向全军宣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谈“猪”骂“猪”等。在军政委的动员号召之下，部队从军直机关到每个连队，都在进入回民区之前，把一些剩余的猪肉、猪油自觉地予以清理，还把带有荤腥油味的炊具拿到河里进行冲洗。“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的条文内容，还由政治部写成大幅布告，先行张贴在回族聚居地兴隆镇的街头和清真寺门口。这些举动，对回族群众的震动很大，他们认识到红军是仁义之师，当红二十五军前来进驻时，他们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地欢迎，不少回族青年还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产生了广泛影响，“红军好”的赞誉在甘肃一带不胫而走。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从这一带路过时，毛泽东也曾赞扬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

　　　8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征战平凉期间，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红军每过一个村庄、一个宿营地，首先张贴安民告示，书写大幅标语，画画，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主张，鼓舞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红军每到一地，不顾征战疲劳，积极热情地帮助群众担水劈柴、维修房屋、收割庄稼、清扫院落、喂牛喂羊、扶老携幼、治伤医病等。同时，对当地土豪、恶霸进行斗争，对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为民除害，并没收地主老财的牲畜、粮食、衣物、布匹等，召开群众大会，直接分给群众。无论走到哪里，红二十五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凡是使用了人力或米面、油、菜、柴、盐等，都要给群众付款，每斤面粉付三个铜板，一个鸡蛋付一个铜板。

　　　毛泽东讲“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二十五军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通过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红军，红二十五军扩大了影响，使沿途群众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率先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红二十五军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把宣传动员工作作为一项武器，积极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党员和战士走到哪里就宣传到那里，墙上、树上、石头上到处都是标语、口号、传单，对宣传动员群众树立革命信心，积极参加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地非常注重把文化宣传作为一项对敌斗争的武器，他们一手拿枪杆子参加战斗，一手拿笔杆子创作革命歌谣，把歌谣作为武器，团结民众，打击敌人，根据大别山区群众文化程度低、识字少的特点，编写了许多革命歌谣。先后创编了《诉苦歌》《发动歌》《暴动歌》等大批歌谣，这些歌谣对于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军民的斗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流传很广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与拥护，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也唱出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率先唱响的。长征时，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编者。长征前，鄂豫皖苏区就曾产生过两支歌词不同、曲调也完全不同的歌：其一是《红军纪律歌》，歌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大体一致，可曲调不是军歌节奏；其二是《土地革命歌》，歌词内容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一致，但曲调是军歌进行曲，与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完全一致。

　　　1934年 9月，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担任鄂东北道委秘书长的程坦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萌发了把两首歌变成一首新歌的念头。他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每行九字通俗而又押韵的歌词，配上《土地革命歌》的曲调，随即拿到鄂东北道委独立团进行教唱。

　　　11月 2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时，遭遇到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恶战，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左腿负伤，不能行走，程坦把配给自己的马让刘华清骑，自己牵缰绳。长征入陕途中，他们在一匹马旁熬过了半个多月，程坦教刘华清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鼓舞斗志，沿途也教会了不少红军战士，渐渐在部队传唱起来。长征到陕南后，为了加强对新战士的纪律教育，程坦将他教唱过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再一次进行改写，交由刘华清刻印成歌页，发至每个连队教唱。就这样，这支军歌很快就在部队中流行开来。

　　　这支“军魂之歌”伴随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由陕南经陇东到陕北，一路上都在放声高唱，后来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经久不衰。这是红二十五军宣传动员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长征途中，尽管条件恶劣、生活艰苦，红二十五军的士气一直非常旺盛。

　人人都是宣传员，处处都是宣传阵地

　　　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从实际出发，及时提出适合斗争形势的口号，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宗旨，贴标语、发传单，发动和帮助群众起来斗争。军有宣传队，连队有宣传组，负责宣传群众、检查群众纪律工作。开辟新区和恢复老根据地时，部队派出有经验的干部和战士去做群众工作，对地方党群和地方武装，不仅送给武器弹药，还予以经济支援。红军战士既是单战斗员，又是宣传员，他们在走过的地方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起革命的火焰。

　　　在他们看来，有群众的地方就是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阵地，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与“打仗消灭敌人”同等重要。为了将群众宣传工作落到实处，他们创造了许多因陋就简的方式。如书写标语，一开始采用纸张书写，后来考虑纸张容易损坏，也很费钱，再加上带纸张行军不方便，就改为墨汁、烧红、石灰水直接书写在墙壁上，没有笔，就用笋壳或者棕片扎上代替。长征中，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写的标语、口号内容主要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倒土豪劣绅”“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收复失地、还我山河”等。这些标语是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希望。

　　　红二十五军也十分重视发挥女红军的宣传优势。长征出发时，有七名女护士正好组成一个班，因为数字巧合，故有“七仙女”看护班之称。长征路上，“七仙女”既要抢救和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她们编新歌、演新戏，为宣传动员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她们在大会上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等。政治部根据宣传内容编排节目，有时她们还自己编些新词配上老调，连夜进行排练，然后登台演出。其实，她们并不擅长唱歌、跳舞、演新戏，都是现学现演，但每次演出总是人山人海，老百姓很喜欢看。群众渴望听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群众的情绪鼓舞着红军战士。这些宣传，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对红军的造谣和污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宣传动员上的胜利。红二十五军宣传动员工作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为唤醒民众意识、增强民族团结、壮大革命武装、分化瓦解敌人起到了枪杆子不能起到的作用。

　（《百年潮》2017年第五期。作者王加友：河南省光山县史志室主任；徐波：光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刚：光山县史志室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