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憾的回忆
这是一个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故事,回想起来就像曾经目睹过的一片花草、一场漫天大雪、一个迷蒙着月晕的朦胧夜晚、一个朗朗晴空瞬息暴风骤雨的日子。蓦然回首视线里已经是了无痕迹,只有记忆中飘忽着丝丝缕缕的影像,如梦如幻。
她是个喜欢诗的农家女孩,名叫俊。我看过她的小诗,清新空灵优美,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青春气息,以及对人生对爱情的美好憧憬。21岁的她完全不同于农村普通女孩朴素现实的生活观念,张扬着一股少女本性的浪漫。显然这与她的生存状况并不相符,甚至相去甚远。为此,她的诗中不免带有一丝多愁善感的忧伤。
但不可否认她那股执着追求的积极生活态度。试想,她在扛着锄头踏着薄暮从田间小路走回家时,能抛弃疲惫的捆扰而萌出一首花前月下执手相牵的爱情小诗,或是坐在灶前看着熊熊炉火想象着依恋在恋人胸前的温暖,我想再没有理由不为这样一个青春女孩由衷地发出赞叹。她给我寄过一张照片,不是很漂亮,但很灵秀,透着青春的光彩。
她是我的笔友,只是我最终没见到她本人。我在北京,她在四川射洪,两地相距千里,能够相见的机会并不多。最为重要的是,还有我们当初谁都不能预料到的和至今我仍无法参悟的缘由,如一份禅机。
她的家境不好,父亲因病卧床,姐姐已出嫁,只有她和妈妈操持着家务和农田。有一次她来信说准备出去打工挣点钱为父亲治病。她说来北京是她的心愿,但最终她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成都市。结果成都成了她的伤心地。1998年6月初,她和同乡来到成都的第二天被一辆卡车撞伤,导致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她被当时执勤的交警协助送往一家部队医院救治。
令人愤怒的是,两天后却被肇事司机强行转到青羊区红十字医院。该院是家小医院,没有骨科,根本没有治疗这种外伤的能力。肇事司机只交了一小部分住院押金就没了踪影,她像被丢弃在这里一般,一连几天没有人过问,致使她的小腿和脚的创伤面严重感染,情况十分危险。
她出事两天天后家里才得到消息,母亲和姐姐匆忙赶来,三人抱头痛哭。家里还有卧床的父亲,母亲不能久留,只让姐姐陪她。成都举目无亲,她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最令她们不安的是,司机是成都市人,而她则是“外地人”,这种对照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预兆,而事实似乎也在验证着这一点:撞她的卡车当天被开进了交通队,当她姐姐再去交通队时,车已经被开走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来信乞求我的帮助。我一连三天接到了她三封快件信,几乎是相同的内容,相同的斑斑泪痕。她不惜千里迢迢来求我,可见她的处境是多么的无奈。或许她只认为北京是可以给所有受害者一个公正说法的天府,正如现在上访一样,北京往往寄托着他们最后的希望。我想俊也是这样想的,我在北京必定可以帮她伸张正义。
我当时被一股巨大的悲哀笼罩着,从她的遭遇想到自己同样是个外出打工的残疾人和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际,心中愈感愤懑。可我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我充其量不过是她面前的一根稻草而已。我当然也明白,我是她现今的唯一一线光明了,除此以外,她也许还感受着青春末日的逼迫与绝望,于是我决心尽最大努力来帮她。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如果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是听天由命。现在,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新闻媒体,除此之外,别的办法将更是可望不可及。
我找到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黄老师接待了我。通过黄老师的努力和帮助,《午间半小时》终于和处理这起事故的成都青羊区交通队取的了联系,核实了这起交通事故的情况。《午间半小时》的电话显然让当地交通队吃了一惊,他们立即改变态度,答应一定认真处理这起事故,让受伤者先进行治疗,等伤好后再做最后处理。肇事司机也被迫送去了200元钱。
俊的处境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迹象,医院开始积极地安排的她的治疗方案。她来信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我的慰藉是我没有辜负一个笔友的期待与求助。
事情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乐观,俊还沉浸在伤痛与心痛的双重打击中不能自拔,她在信中向我传递着内心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恐惧,无不辛酸地问我:“是不是未来的路三条腿比两条腿走的更稳健?”她担心她的腿无法康复。我为她感到难过,因为我也扶杖走路,更能体会到伤残的残酷。但也只能给她安慰和鼓励,要她坚强。
因为腿上的创面感染迟迟不愈,直到7月19日才做了手术。主刀大夫是从另一家医院请来的,手术做的并不好。后来她把片子寄给我,让我找人帮看一下。我把片子拿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一位有名的大夫看过片子后说手术做的质量不高,主骨接的有角度,一年后须在做一次直骨手术,否则她就落下后遗症了。我告知她实情后她来信告诉我,希望一年后来北京做手术,我向她表示欢迎。
那时我们的信息交流主要依靠写信,当她看到我对她来京的态度后,十分动情,在感激的言语后面给了我一个深情的吻。
在以后的信件里,她都带着这样一丝感情色彩诉说她的心事和思念。在那段日子里,她是孤独的,也是焦躁不安的。信中一再描绘病房那块洁白的空间和窗外透过的一隙阳光,也一次次描述无限的漫漫长夜,从中让我领略了她的痛苦和她心中的无奈与无助。无形中,我成了她精神上的唯一寄托。她说喜欢读我的信,每次都计算着收信的日期,一旦在预期内没有收到我的信,她就会失望得落泪。那时,她完全把我当成了她的男友。我也甘心做她的男友,抑或甘心充当她的男友,我相信她此时的纯情,但并不相信一种可能或真实的结果。我明白,特定环境下的动情往往不可靠,与冷静时的想法相距甚远。尤其是在医院陪伴着她的姐姐,一直反对她和我有亲密的言辞交往。
但是,我为了不让她失望,力争每星期给她写两封信,在与她情感交流的同时我还不断的给她描述我身边的轶闻趣事,抄写一些幽默笑话、脑筋急转弯和谜语之类的文字,尽力想让她在医院度日如年的时光过的轻松和愉快一些。
11月中旬,大夫把她腿上的石膏拆掉了,院长开始催她出院。她的腿关节僵硬,活动极其不便,能够恢复到何种程度她心中没有底。加上司机不肯露面,赔偿问题得不到解决,住院期间的生活费营养费都是借来的,出院后该怎么办成了困扰她的新的难题。面对她的困难我无能为力,我不是律师,也没有律师关系,唯一能做的是我给她寄去了500块钱,作为对她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资助。
收到钱后她回信一再表示感谢,还告诉我说不让我再给她写信,她要去表姐家住段时间,等回到自己的家后会给我写信的。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她任何消息。为了表示对《午间半小时》节目的感谢,我以俊的名义做了一面小锦旗送去。
元旦时给她家寄去张贺卡,以后又去过两封信均没有得到她的回音。
一个喜欢诗的女孩带着我的牵挂和说不清的情思从我的岁月中消失了,她除了留给我一抽屉信和一张照片外,还留下了一个我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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