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寨会议讨论经过

　　　花山寨会议应该划分为两个阶段。陈先瑞于1983年11月24—25日两次走访戴季英①，根据1934年11月参加花山寨会议的戴季英回忆：“省委从皖西过来后，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二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加……”事实上，第一阶段会议应是鄂豫皖省委成员看中央文件②，听郑位三的口头回报。郑位三向省委书记徐宝珊转交了程子华带来的中央7月2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文件，还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军事部长、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对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口头指示，希望鄂豫皖省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决定。

　　　周恩来指出：“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人也变少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 “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红军主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周恩来也作了明确指示，认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它物质条件。”③

　　　事实上，程子华到鄂东北道委后，除对郑位三、戴季英等常委讲述周恩来的指示外，还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具体意见，“说红二十五军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等等④”。

　　　当晚，省委领导班子徐宝珊、吴焕先等人了解中央文件及周恩来的指示后，每个人又开始思忖着下一步红二十五军应如何行动。

　　　第二阶段会议：11月11日夜，省委常委讨论、决策“战略转移”以及研究人事安排等问题。“程子华没参加会议”⑤，因程子华不是省委委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没有参加省委常委会议。此次会议由徐宝珊主持，参加人员有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一共5人。吴焕先手拿记录本，进一步讲解、分析党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省委常委一致认为：“经过去年10月到现在一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们的红军的确是加强了，曾经取得了几次胜利（消灭115师，打下太湖……），游击战争在老苏区和边区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和胜利，老苏区和边区的群众工作是有了相当普遍的建立。但我们的队伍并未得到扩大，创造新苏区的工作只有一时的初步成绩，未及两三个月，这些成绩又遇到困难和损失（如罗、陂、孝、英、太湖的工作），老苏区的恢复也仅是几块山寨附近的很小区域，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对于创造新苏区、新主力的任务了解和执行得不够，以及选择新地区的不适当，大大缩减了我们一年来的艰苦斗争的成绩。”⑥省委成员进一步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指出：虽然全体军民进行了极其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左”的错误和敌人的反复“围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红军损失很大，干部奇缺，兵源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当前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老根据地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经过在罗陂孝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果都不大；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打出一个大的局面来；而根据了解到的外面情况，转移出去，才能谋求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会议统一了思想，入会者都赞成“另找地区重整旗鼓”⑦。“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经过半年多的酝酿。”⑧自从1934年3月中旬，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批转的要红二十五军向桐柏山区作战略转移的建议后，省委成员就曾考虑向外线发展问题，“虽然酝酿很久，但没下决心，不敢走远。子华一到，中央未肯定，是省委自己酝酿得好”⑨，入会的同志都对红军的前途有过考虑，经过坦诚的讨论，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立即执行中央指示精神。至于转移方向，会议认为，从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以及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来看，向东、向南、向北都不适宜，向西边方向进行转移则比较容易发展⑩。因为“那里是三个省的边远地带和结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可利用其矛盾，那里又都是山区”⑾。会议作出了下述四项重大决定。

　　注释：

　　①④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542—5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陈先瑞于1983年11月24—25日两次走访戴季英，所撰写的《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

　　②⑦参见徐海东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徐海东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第588—589页，《关于红二十五军若干史实问题的谈话》。

　　③⑾参见程子华著：《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原载1978年第8期《红旗》杂志。

　　⑤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44—545页中“戴季英谈话纪要”；或参见程子华著：《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51页。

　　⑥1934年12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案》。

　　⑧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6页。

　　⑨参见《郑位三谈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审修工作》，载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04页。

　　⑩参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第四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13—288页；又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8页。

    来源：《红色花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