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寨会议召开背景

　　　1932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苏区西征。黄柴畈会议①决定留下以沈泽民为首的鄂豫皖省委领导班子和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的红七十五师（2个团）、红二十七师（3个团）、红二十五军军部特务营以及皖西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的两个团，留守兵力共约一万人（地方游击队除外）。军事上为了便于统一指挥，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把留守大别山根据地的部队合编一起，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和军特务营等，全军共7000余人。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了6个多月的艰苦的反“清剿”斗争，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划区‘清剿’”计划，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3000余人。1933年5月2日，鄂豫皖省委错误地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发起了七里坪围攻战（中心城市），此役，红二十五军围攻了43天，未能攻下。由于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大批干部、战士，再加上七里坪战役中的牺牲、饥饿、疾病减员，红二十五军由“战役初期的1.2万余人”②锐减到5000余人，其中，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红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红八十二师副师长卢兴明、皖西北道区游击司令员吴宝才、皖西北道区红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等一大批军事领导干部先后在肃反中被错杀或被撤职，红军干部奇缺。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黄安紫云寨召开会议，自我“转变斗争方针”；书记沈泽民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党中央汇报大别山区斗争形势，听取中央指示，并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领导干部来鄂豫皖苏区工作。

　　　当时，国民党军大范围开展“清乡”活动，大部分根据地已丧失。1933年7月，蒋介石就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因敌强我弱，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这时的省委全面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制订了切合实际的“外线游击，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率领红二十五军和皖西的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周边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先后开辟了南向店、文殊寺、朱堂店根据地，恢复了陶家河根据地，使国民党刘镇华驻剿部队短期内达不到“围剿”之目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劳累过度，又患肺病和疟疾，于1933年11月20日，病逝于光山卡房东南老君山下的许家湾。省委书记一职由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代理，继续领导红二十五军并主持苏区的党政工作。

　　　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自任总司令），“东北军先后有10个师进入鄂豫皖边区，剿共部队共达80多个团”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1934年4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皖西的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部的豹子岩（亦称豹迹岩）会师，再次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两个师：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和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共3800余人”④。

　　　1934年6月底，国民党军制定了7月1日至10月10日的“三个月围剿”计划，狂言将鄂豫皖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⑤。布置六个“驻剿区”和四个“追击队”，合围红军。10月初，国民党军又加强“追剿”部队力量，由11个团增至16个团，“编成‘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下辖五个支队”⑥。蒋介石委任上官云相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军追剿队总指挥”，捕捉时机，追击红军。根据地形势相当严峻，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红二十五军是就地坚持斗争，还是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34年5月，党中央收到成仿吾带去的省委秘密报告并听取他当面汇报，要求中央派军事领导干部到鄂豫皖苏区工作。1934年6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中华苏维埃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决定派粤赣苏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同志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由他担任军事领导工作。1934年8月初左右（因为新带来的文件日期是7月25日、7月26日和7月29日），程子华携带3份⑦中央文件和周恩来指示精神，离开瑞金。由中央苏区交通员带路，途经广东汕头转到上海。再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领路，由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去信阳柳林；进站时遭敌军警搜身看箱，险遭逮捕。他们于柳林车站下火车后，在一个同志家里停了几天，石健民又带程子华步行出发。途中都是夜间走路，所见到的村庄、房屋被国民党军烧掠一空，饿殍遍野，无人掩埋。有一天夜晚，走了十几里路，进入了光山县南部卡房一带的苏区；天明，他俩正打算寻找地方隐蔽，以便夜间再赶路，恰在此时，遭到红军便衣队在山上的埋伏，“俘虏”了程子华和石健民⑧。被押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见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这时已是1934年8月28日。至此，我党地下交通战士石健民已完成了领路任务。

　　　郑位三见到中央文件后，写好信，立即派陈锦秀到光商一带找省委（陈锦秀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营政委，在光山苏区养伤已愈，他带几个交通员打扮成小商贩去送信⑨），信中言明：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志已到鄂东北道委，并带来中央重要指示，建议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速来鄂东北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鄂东北道委和程子华为了尽快地把中央文件送给省委，于10月份，道委书记郑位三、鄂东北游击司令戴季英带着警卫部队，陪同程子华同志前往光山的浒湾、泼陂河，然后到白雀园东边汪桥一带找省委⑩，但是，未找着，又返回光山西南苏区。

　　　11月4日，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等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收到郑位三的亲笔信，立即布置好皖西的工作，成立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11月6日，从安徽省的葛藤山率领3000余将士向鄂东北方向（今河南省光山县扬帆桥、花山寨一带）挺进。

　　注释：

　　①今湖北省红安县境内。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前，于1932年10月10日，中央分局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参会人员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宝珊、王平章、徐向前、吴焕先等20多人。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暂时转移外线作战，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破敌，待形势好转，即回来恢复苏区。留守人员有沈泽民、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等。

　　②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 版，2007年3月第2次印刷，第56页。

　　③④⑤参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第四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 版，第231—280页。

　　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 版，第626页。

　　⑦3份文件指1934年7月2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参见卢振国著：《红二十五军长征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北京第1 版，第170页。

　　⑧参见程子华著：《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一文，载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 版。另见程子华著：《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 版，第46—47页。

　　⑨参见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 版，第36页—37页。

　　⑩参见韩宗德整理的采访戴季英记录。此文原载1984年11月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丰碑》第5辑，第125页。

    来源：《红色花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