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文学温暖我的病残人生

　　我少年时真正开始读文学作品时，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正是新时期文学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并具轰动效应的黄金时代，我印象深刻的小说有《人到中年》、《人生》、《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芙蓉镇》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

　　我自小就喜欢读书，因为乡村环境闭塞，接触到的书刊极其有限，只有进城看病时才能买到一些。我九岁患病，十八岁瘫痪，去城市求医也成了我接近文学书刊的机缘。我读到的第一篇最“时尚”的小说是《红高粱》，此后，我就开始了阅读《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人民文学》。一九八四年，当我十四岁时，我参加了当时全国第一家文学创作函授中心——《鸭绿江》文学函授创作中心的学习。那时不懂文学，只是怀有一腔对文学的喜欢与热爱，但凡见到带字儿的纸，我全都读。后来我病瘫了，订阅与邮购了一些书刊，但乡村这种邮递状况，大多数我都收不到。无奈与伤心之下，我不再订阅邮购，只是把手头有限的文学书刊一遍遍地反复阅读。所幸我成功邮购了一套《新时期流派小说丛书》，这个选本，让我读到了好多有名却没法看到的好作品。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就是这样滋润了我的身心。

　　我病瘫时，家里已经有两个哥哥同患类风湿病瘫痪了，那时正是我家最艰难的岁月。户口本上七口人，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坐在炕头上，三哥整天躺在炕梢，二哥萎缩地坐在靠椅里，那也是他的床，我成天躺在北窗下的小床上，花甲之年的父母就是家中的壮劳力。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身体，还有什么希望？我想到过死，用拳砸自己的头，但心中的文学梦想在召唤我，我不甘心活人一回就这样白白而去。我想留下一点痕迹，是文学理想给了我生的理由，是文学对我生命进行了第一次拯救。在新时期文学星空上的一位位名家闪亮升起，他们激励着我，我也梦想着像他们一样，让人生璀璨辉煌。就这样，我熬着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对文学的追求给了我生存的目标与希望。

　　九十年代初，长篇小说《白鹿原》问世了，没有想到这部作品竟然成了改变我命运的契机：先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小说连播，真是好极了。听完了感觉不过瘾，又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邮购小说，看到扉页上的责任编辑是何启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不久，又听广播中说《中华文学选刊》创刊了，我也邮购了，看到主编的名字还是何启治。于是我试着给何老师写去了第一封信，谈了我对文学的热爱与学习的情况，没有想到何老师给我回了信，于是我们就建立了特别的师生情缘。在十余年里，何老师通过信函指导我、鼓励我，成了我唯一的最有力的精神支持，是我在命运的黑暗里摸索中召唤我前行的灯火。通过何老师寄赠我的《中华文学选刊》和《尘埃落定》等好书刊，让我在第一时间跟踪到了最好的文学新成果。可惜，一九九五年洪水冲毁了我家的房屋，老师写给我的前三封信和早期寄赠我的书刊都没了，包括那本第一个“介绍”我认识何老师的《白鹿原》。后来，我让小侄在城市旧书摊上帮我又买了一本。

　　二○○四年，父亲去世，我失去了生活依靠。我能做的努力还是继续写，于是，我又写了三个小说稿，然后再致信给何老师，我知道他已经退休了。几天后，何老师就回信了，告诉我，请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刘兆林老师就近关照我。刘老师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他是八十年代军旅作家，《雪国热闹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绿色青春期》如雷贯耳。我本以为刘老师会打个电话或写封信表示一下关心，没有想到刘老师亲自带领省市多位文学界的师长专程到乡下我家里。当刘老师疾步上前，用双手握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亲切地说我是辽宁省作家协会的刘兆林时，我感觉像做梦一样。刘老师教导我要写自己的生活，文字才会真诚感人。他辅导我，使我的作品有了提高，并推荐予以发表。可以说，是刘老师扶植我在文学路上迈出了人生命运转折的第一步。

　　刘老师扶植我的第二步，是联络沈阳市委特别批示给予我免费人工双髋关节救助治疗，让我在瘫痪十八年后，又重新获得了行走的能力，从命运废墟下把我拯救到阳光中，我新生了！当我丢开拐杖像一个婴儿重新学习走路时，感觉就是他的双手在搀扶我。我以前鼓励自己说：要以笔做拐杖，在稿纸上站立起来。如今在文学大爱的扶助下，我真的站起来了！

　　刘老师扶我向前走的第三步，是联系出版社帮助我出版作品集《想骑大鱼的孩子》，且亲笔为我写序——《不幸给他送上的礼物》。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从不为人作序，但他却独独为我写了这篇序言。刘老师把我介绍给残联，残联也帮助我召开了出版座谈会，这是沈阳市残疾人出版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我是读新时期文学成长起来的，文学缓解了我人生的痛苦，我愿像老师那样做人，时刻想着别人，即便自己也身处逆境的时候。我把自己在中宣部举办的“读一本好书”的征文奖所获得的千元购书卡赠给在大地震废墟下以手电光读书的小女孩所在的学校，想让文学的阳光温暖灾后需要抚慰的心灵，就像我在这新时期所受到的文学之爱与温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