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寨会议的必然性

　　　许多学者在采访花山寨会议旧址时提出：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图上无名的小山村召开呢？我们追溯历史，发现它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关于“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经有半年多的酝酿”①。自1934年4月，省委会议确定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7月1日，省委收到了党中央1934年2月12日的指示信和6月13日的军事训令。党中央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在2月12日的指示信中指出：“新的形势面前，需要新的改变，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个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还提出：“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的条件②：（一）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三）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央〕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指示信还指出，为了创造新的根据地，省委首先应集中一切力量，“将现有的二十五军、二十八军组织和锻炼成为坚强的无敌的红军；在领导战争中，须清楚的估计到中国之内战的特点和几年来血战的经验，活泼地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彻底肃清过去‘兜圈子’的战略和一切坏的遗留；为了集中和统一指挥，应在省委领导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党中央在6月13日的军事训令里，一方面根据省委4月13日的请示报告，表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但另一方面又提到了“积极的向外发展”和“向河南发展”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虑。7月5日，给党中央的报告里，再次表示准备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见，同时，又要求中央“令河南省委将豫南及京汉路南段秘密工作适当地与我们发生关系”，便于今后开展活动。7月6日，鄂豫皖省委直接写信给河南省委，提出“互相介绍敌情，加强工作联系”，要求河南省委“把豫南及京汉线的敌情经常告诉我们……以便根据敌情变化规定红军临时的动作”，还询问“四望山、桐柏、正阳、息县、罗山、确山党的组织如何？”感到特别是“信阳、息县、正阳等处的组织有适当与省委及红军党（委）发生关系之必要”，因为“这些地方是红军目前行动的目标……”③

　　　在这严峻的“围剿”形势下，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体验、酝酿之后，必然要进行总结，正确决断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其次，鄂东北道委书记、省委常委郑位三同志写信，要求鄂豫皖省委及红军到达鄂东北（光山西南部），接受程子华带来的中央文件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1934年11月4日，省委收到郑位三的来信，立即布置了皖西工作，并组织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当日率领红二十五军西进。郑位三写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④客观上要求省委及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必到花山寨一带集中。

　　　其三，斛山寨大捷，歼俘敌4000余人，痛击了上官云相的追剿部队，“打破了敌人追堵计划”⑤，赢得了短期相对安全的环境，为这个决策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时机。

　　　其四，花山寨、扬帆桥一带是大别山革命老苏区，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好（扬帆桥区委书记是葛兴国，区政府主席是吴龙明，区下都建立了相对应的乡苏维埃政权）。 花山寨一带属丘陵地形，是一个进能攻、退能守的战略要地。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西进与程子华、郑位三、戴季英等相聚于花山寨,部队就驻扎花山寨周围村庄里，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其五，自1934年4月后，省委班子成员各自分散在外地开展工作，未能集中一块，只有8月底，程子华来到光山后，才能够召集省委班子成员集中一起⑥。

　　　因此，红二十五军长征这个重大决策会议的召开，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并非随意的军事指挥。

　　　但是，11月11日，会址选择在花山寨西南角竹洼(又名周洼)这个小村子内，却具有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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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②③参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83—284页。

　　④参见徐海东著：《回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原载安徽人民出版社《皖西革命回忆录》。

　　⑤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630页。

⑥参见卢振国著：《血沃中原——吴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