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绰号

活到知天命的岁数，学问和财富都没有，倒是有几个绰号；胡须更有一大把，如果不刮掉的话。

说到绰号，能记得的却是不多，可能也只有记得的这几个吧？最早的一个绰号，是念初中的时候同学给我取的。

念初中的时候，恰逢改革开放没多久，人们的许多观念都在发生转变，特别是青少年的观念转变得快。可是我呢？说得好听是“穷人家的孩子早成熟”，说直白了就是年少迂腐，思维呆板，真的是“竖子不可教”。由于反应迟钝，学习成绩特差，以至于语文老师背地里说我打小患有“脑膜炎”，这就成了大家公认我木讷的理由。于是乎，我得了个“老头”的绰号。

记得有一回和父亲同行，他去采草药我去上学，有个县领导的公子同学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来，路过我身边时冲我大声喊“老头”。那时候真的感觉特没面子，因为觉得给好强的父亲丢脸了，父亲却是笑着问我“他叫你老头？”好歹化去了我些许的尴尬。

上高中了，同学们到了对异性感兴趣的年龄。男生们经常说些下流的话，说着自以为是的关于女生的诸多秘密。由于我具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能耐，所以说出来的下流话总是被男同学们奉为经典，逗得他们哄堂大笑，以至于破坏了课堂纪律。鉴于我说下流话的高超水平，我得了个“骚牯卵”的绰号。“骚牯卵”是我们这的方言，大至意思是：好色下流却又闷骚的男性。按说，我这个“下流”骚男，应该生活在花丛中才对，想不到的是，我却成了老光棍。

书是读不进的，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高中毕业后瞎折腾了几年，便乖乖到沿海城市打工去了。在一家国有企业，我又得了个“坏人”的绰号。

说起来，我这人确实够坏，喜欢拿人整蛊寻开心。藏工友的衣服鞋子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中午吵工友午睡也常做。有一回，把一个工友的瓷茶杯用保鲜膜缠成足球踢着玩，这个工友也跑来踢，结果一脚把“足球”踢到了铁皮办公桌的角上，“咣当”一声，这位工友的茶杯报销了，我却乐得笑痛了肚子。工友意识到了什么拆开保鲜膜，看到自己的茶杯碎了，一脸生无可恋。还有一回，工友们抢到了“梅菜扣肉”吃，大家围在一块用餐，我饭量大还吃得快，完了看到对面的保安工友舍不得吃那扣肉，一把抓过来塞自己嘴里去了，把大家逗得大笑不止。到其他宿舍用五零二胶水将里面的各类用电开关粘上，导致人家的风扇和灯开了没法熄，熄了没法开；女生跑我们宿舍的卫生间来洗澡，把洗衣粉倒进人家脱放在外面的鞋子里；看不顺眼一个偷懒的工友，把他的桶装水调包，来一桶装了自来水还撒了点尿的给换上……

每到下班的时候，工友们排队打下班卡，保安们都很轻松不会紧盯着工人们看。当我一出现的时候，保安们立马变得高度“紧张”起来，一个个大叫：“快报告CIA，本拉登来了。”

打工的生活似乎永远属于年轻人，刚入中年我便“告老还乡”了。回到家，创业折腾了五六年，败得身无分文最终把自己整成了残疾人后便又进了该死的工厂。

内地的工厂没有收入优势，年轻人基本上跑出去了，车间里大多数为四五十岁的人。中年人大多要担家，所以工作起来不辞辛苦，天天没日没夜十多个小时地干活。我本来是条光棍，身上没担子用不着像他们那样辛苦工作，但久没钱用的我对钱的渴望实在是强烈，便也像他们一样拼命做事，尽管手脚慢挣不到他们一半的工资。我的表现引起了工友们的注意，他们称赞我勤劳肯吃苦；其实我像树懒一样不肯运动。我的“勤劳”终于给我换来了新的绰号——长城。

工友们给我取“长城”这个绰号，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热播港剧中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工友们把我形容为永不倒的长城，再苦再累也能坚持永不倒下。可惜的是，当我手头上稍微宽松点的时候，我“倒”下了，再没像那会儿般勤劳过。

我们都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表演，每个年龄段的表演各不相同更是各具特色。每一个绰号，便是看官们“恩赐”给我们的每一段人生表演的精准命名，便也对应着我们的每一段人生。我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得到看官们的“赐名”，只希望在生命的终点时，想起这些绰号，能开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