缑芳宜/“肉骨而生死”的“心经”重现 ——《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述评

天水徐翔 . 发布于 2023-11-24 16:27:46 115 浏览

摘要：由薛世昌、孟永林合著的《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一书，是杜诗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此书构想独特，自成一格。作者在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杜甫在秦州的生活、创作及其思想情感做了人性化的解读，重现了杜甫在陇右五个月的心路历程，而且对杜甫陇右诗研究领域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开拓。

关键词：杜甫陇右诗叙论；情景再现；肉骨而生死；心经；述评

近年来，杜诗学界很重视杜甫陇右诗的研究，但对杜甫在秦州的生活细节以及杜甫在秦州时的内心世界等问题，却少有人做细致探讨。由薛世昌、孟永林合著的《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于2013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文简称《凤凰》）一书填补了此项空白。它构想独特，自成一格，形成杜诗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作者在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杜甫陇右诗的心琢神磨，并融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杜甫在秦州的生活、创作及其思想情感做了人性化的解读，重现了杜甫在陇右五个月之“心经”，即心路历程。宋人林亦之云“杜陵诗卷是图经。”[1]《凤凰》云：“展示‘图经’之外，还得展示‘心经’……当历史之手把杜甫的音容笑貌层层剥落得只剩下干枯的骨架时，我们却想‘肉骨而生死’。”[2]350以下从三个方面具言《凤凰》一书的特点及成就。

一、《凤凰》：把杜甫请下“圣”坛的“诗人”化解读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自唐元稹一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3]的墓志铭之后，就已奠定了杜甫伟大的文学地位，而后宋代的秦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朱熹等人更是推崇杜甫，到明清，费宏、胡应麟、王嗣奭等人就直接称杜甫为“诗圣”了。莫砺锋言：“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一是因为其伟大的人格的典范意义，二是因为其诗的艺术成就的典范意义。”[4]6然而，在著作厚重，见多识广的前人研究中，千年而下，由于世风俗雨的侵蚀，富有生命活力的“诗圣”概念已然僵化，大多关注其忧国忧民之“诗圣”情怀，探求其“诗史”性质，而极少涉及“诗圣”活泼而深邃的诗人性格以及鲜活生动的生活实景。《凤凰》作者显然是从学术的丛林深处探析到了这一严重缺失，于是，他们选取杜甫生命中“最艰苦的一年”[5]的一部分作品——杜甫陇右诗”，尝试了对诗圣“心经”的探索之旅。

《凤凰》作者在给“诗圣”这一干枯概念“肉骨”而“生死”时，并不生硬鲁莽，而是怀着敬仰之心一步一步地精雕细磨，赋之生命与灵气的。作者先给杜甫以“诗”性的解读，赋予杜甫一个诗意的精神喻体——“凤凰”，并以之为书名。作者开篇即以一首《凤凰之歌》确立了本书的主题基调。此诗简洁精炼，内容充盈，情感深沉而饱满，为杜甫之秦“心经”最初的诗意展示。作者以饱含深情的“凤凰之歌”开篇，呼应着第九章“仰天悲歌：杜甫困居同谷”的结局，也暗通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一前一后用情至深的“歌”明晰地表现了杜甫秦州路上的“心经”。接着以飞临秦州上空的凤凰的行止为线索，让“凤凰”这个精神象征物贯穿于全书，让肉身的杜甫以胸怀“玄奘精神”[2]347的书生英雄形象行走在秦州民间，与秦州地面的人和事发生联系。在秦州，“凤凰”之于杜甫恰如“绛珠仙草”之于林黛玉，是一种高洁灵魂的诗意象征——高空飞翔的凤凰和地面行走的杜甫在公元759年的秦州形成一种独特的心灵烛照，光耀千秋。

在学术著作中，开篇赋诗一首的写法实为奇特。对此，本书序者李济阻教授有言：“……本书主题曲《凤凰之歌》为题，通过优美的想象，将诗人杜甫的横空出世，描绘得彩翮翩翩，高远神奇。”[2]2安建军教授也曾评曰：“全书以‘凤凰’为杜甫的精神图腾，并以‘凤凰意象’对杜甫陇右诗展开叙论，获得了一种堪称高出云表的观察视角。”[6]97正是这种观察视角，显示了作者心目中的“诗圣”地位，也表明了作者对历代杜诗研究者的尊重，并建立起作者与杜甫、与杜甫陇右诗、与历代杜诗研究者之间的多重对话。作者借“凤凰”这一视角，顺理成章地为我们解读了杜甫低到尘埃里的生活和高标出世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以及他“只是靠着自己的忠义天性和诗歌之才以及民胞物与的思想，照样纵横江海”[2]347的文人英雄气概——子美精神。

在研究杜甫陇右诗的过程中，作者还给了杜甫以“人”性的解读。他们把对杜甫的生活细节和思想情感的大胆想象和对杜甫陇右诗的精细研磨交错融合：第二章第四节“忽在天一方：杜甫在初寓秦州的日子里”；第五节“采药晒药：杜甫在秦州的药生活”；第六章第一节“叔侄相见：杜甫在秦州东柯谷”等，仅是这些接地气且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标题就扣人心弦。再细读之，杜甫的音容笑貌之“心经”、坐卧行藏之“图经”全都跃然纸上。在这些章节中，杜甫已从概念化的“诗圣”走向民间，和秦州当地人一样是住“茅屋”、就“薤”吃“黄粱”的大唐老百姓了。这其中，作者以心体心地将诗句“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杜甫《发秦州》）解读为“当他在那个风雪之晨离开秦州的时候，南下同谷之路，已非常现实地成了一条与普通老百姓东奔西走的‘跑光阴’并无不同的‘活路’。毕竟，杜甫一家不能只靠橡实和小蒜过日子。”[2]2书中这样接地气的解说不少，正如作者所说“他‘天生敏感’，他‘具有更敏感的感受性’，他也‘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了解人的本性’，他具有‘更开阔的灵魂’和‘更深远的灵魂’”。[2]22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把杜甫陇右诗放在人性的天平上去理解、去探析、去考量，因此，这种破解从多角度、全方位展现了杜甫在秦州面对生活艰难的窘迫、无奈、自嘲、乐观，对政事的关切、失望，对边地安全的警觉、忧虑，以及发病时对药物的喜欢以至痴恋等多种心理状态。至此，走下“圣坛”的杜甫形象也便呼之欲出了。

《凤凰》之请杜甫走下“圣坛”的解杜法，与浦起龙“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7]之观点不谋而合；也正如孙建虎所述：“作为生活细事之作，杜甫出以平常之心，随手写来，随处成诗，可谓小事不小，小诗不小，这既是杜甫的创作和开拓，又是杜甫的诗心可贵之处。”[8]由此可见，《凤凰》作者对杜甫陇右诗的解读，真实再现了公元759年杜甫一家九口人[2]33在秦州时的生活实情，真切展示了杜甫在秦州的“心经”。

二、《凤凰》：“三管齐下”的行文方式

《凤凰》对杜甫陇右诗的解析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言说风格，这与其他学术著作有着显著的区别。

（一）《凤凰》：对杜甫陇右生活的“情景再现”

“情景再现”在全书中有13处之多，它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和细致生动的描写鲜活地再现了杜甫公元759年杜甫或站在秦州城头时的身心苍凉，或在小客栈发病时的头晕目眩，或遇到、即使在梦中遇到朋友时的喜极而泣……如此“情景”以电视镜头的方式直观地逼近并触动读者的感官，唤醒尘封在读者心灵深处的杜甫印象，甚至让读者回溯至大唐秦州，直接见证“诗圣”在关陇道、秦州城、南郭寺、麦积山，或白日、或夜晚，访阮昉于“环堵”，与赞公赏月于西枝，给侄佐写信借粮，采药途中偶遇“佳人”,牵挂朋友而梦中呓语，想念诸弟而披衣题诗……它们无一不让读者为多情之杜甫而潸然动容，为伟大之“诗圣”而唏嘘叹惋。它或直线型、或跳跃式、或蒙太奇、或意识流，有时娓娓道来、有时恍然现场直播，见主人公提衣拾级、又闻其言语叹息。对此，李济阻教授的评价一语中的：“学术著作历来让人们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纯粹的学理论述往往会让普通读者感到沉闷……薛世昌他们显然想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他们这本书还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细节。第一，对杜甫陇右生活叙述清楚且不乏生动的细节。想象合理，刻画生动……”[2]2-3李教授所提到的“突破”和“细节”就是《凤凰》中的“情景再现”。安建军教授亦云：“为了在‘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学术原则下，大处不虚小处不拘地‘像科学家复原楼兰公主的美丽那样复原杜甫在秦州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生活’”。[6]99

（二）《凤凰》：对杜甫陇右诗的“叙”

为了更真切生动地展示杜甫陇右“心经”，作者开启了他们“叙”、“论”错落有致的言说模式。关于《凤凰》行文之齐头并重的“叙”与“论”，安建军教授称之“一歌两喉”。[6]99

“叙”是文中有别于论、辩、析、解、考、证之类的叙述、描写、抒情性的文字。除“情景再现”之外，几乎在每一章节都有这样的文字。这些叙述性文字对杜甫陇右诗的创作背景及创作的心理过程进行了准确而合理的“大胆地假设”。此“假设”为读者在茫茫诗海中走近“诗圣”撑起了一只“小小的津伐”[2]351也为下文的“小心的求证”之“论”奠定了基础。这些“叙”本非小说，但以杜甫陇右诗为基础，以杜甫的秦州生活为依托，却胜似小说。它以《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第一首诗之“叙”为开端，以《乾元中同谷七歌》的抒情为高潮，以从同谷南下的一组纪行诗的补“叙”为秦州之行的结局和尾声，细致而生动而地“叙”解了杜甫之秦的整个过程。如此之“叙”仿佛为杜甫之秦写了一部“传记”——“图经”清晰，“心经”明了。尤其是“心经”展示，不仅有杜甫在秦州暂时的身舒意展，更有借粮的局促难堪，“囊空”的自嘲乐观，以及杜甫“十悲”无奈痛苦。正如安建军教授所言：“读其‘叙’，如睹蛙泳运动员抬头出水……”[6]99更如聂大受教授所言“叙述时敢于想象……高扬出杜甫作为‘文之侠者’可贵的人文精神，即不畏权贵而敢于诤谏，不畏贫寒而敢于辞官，不畏山恶水穷与万里饥驱而敢于‘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内在精神——于是有魂。”[2]3此“魂”者，正是《凤凰》之“叙”的精髓所在，也是杜甫“心经”的丰满展示。

（三）《凤凰》：对杜甫陇右诗的“论”

作为学术著作，《凤凰》以详实的史料，严密的逻辑，准确简明又颇为幽默的语言对杜甫陇右诗进行了言之凿凿的论述、考证、探析。

首先，作者不仅对杜甫陇右诗进行了“写意”言说，而且对其进行了“工笔”解读。尤其在艺术特色方面，“写意”言说重现杜甫陇右“心经”，“工笔”细描则展现出杜甫如何把其心意一针一线地“绣”在“经”上。如，“秦州意象”的独创与发现：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杜甫的目及下尘，也让我们看到了杜甫在秦州的所思所想已经从朝廷政事回落到了民间衣食。再如，陇右诗是诗人“睹物生情而心领神会”[2]222的产物：这“睹物生情而心领神会”恰合薛教授诗歌创作理论——“一看二想三悟”。[9]也就是说，作者以为，杜甫陇右诗的创作，也一定是经过了眼看到、心想到、灵魂感悟到之后，而从心灵深处喷发出的一束束生命的暖光。显然，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否则，如果杜诗不是心灵所见之产物，杜甫何以为“诗圣”？何以在宋代就有“千家注杜”的说法？何以在千年之后有杜诗学界的繁盛？再如，写实而不泥于实的诗史特征：杜甫的诗更多情况下是写实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的陇右山水纪行诗里。但《凤凰》认为，正如中国山水画从不缺少画家个人主观精神的强烈介入一般，杜甫的山水诗尽管写实，但从不是机械地描山绘水，而是融入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又再如，生动传神的语言艺术等：《凤凰》对杜甫陇右诗的语言艺术分析得尤其透彻。从动词的传神运用到眼前难状之景的新奇描摹；从“文之语”到“诗之语”的自然过渡，再到口语化的幽默感等，无一不让我们联想到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其次，作者在论及杜诗创作艺术的同时，还论及了诗中所涉之“人”。如，陇右诗中所提到的赞上人、杜佐、阮昉等人。还论及了相关之事，如向杜佐借粮之事、阮昉送“薤”之事、赞公帮助寻置草堂地之事。无论论诗、论人，还是论事，作者都是在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方推出自己的深切见地。作为一部学术论著，《凤凰》也有相当数量的“考证”和“探辩”。如，对地名的“赤谷”、“泥功山”、“凤凰台”的考索，对“积草岭”位置的考究，对杜甫之秦时家庭成员的考证以及对阮昉其身世的考述，无不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此外，《凤凰》在“探析”方面真是做到了“大处不虚，小处不拘”[2]351：在探析杜甫客秦原因时，在辩别《山寺》是否确写麦积山时，在研究杜甫是否去过吴郁“江上宅”时，作者从杜甫是诗人这个总原则出发，排除，筛选，最后合情合理地推出自己确凿无疑令人信服的观点。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凤凰》的行文方式新奇而别致，全面而深入。作者在坚持“大胆地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原则基础上，运用抒情、叙述、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动用想象等艺术手段体现了论者和被论者共同作为诗人的特质，从而生动准确的再现了杜甫的陇右“心经”，让千年“诗圣”“肉骨而生死”，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

三、《凤凰》：对杜甫陇右诗研究疆域的开拓

在解读杜甫陇右诗的过程中，《凤凰》作者非常推崇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能跳出前人研究的“苑囿”，拓展出杜甫陇右诗研究的新课题。在《凤凰》中，作者的开“疆”拓“土”是多方面的。如：关于杜甫之秦原因之新思路的拓展、关于杜甫“目生活”之新意象的发现、关于杜甫隐逸思想之新看法的确立等，无不表明他们在杜甫陇右诗研究领域获得的突破与开拓。

（一）《凤凰》：研究杜甫之秦原因的新思路

关于杜甫客秦的原因，历代研究者各有说法。综合众家观点大致归为以下几类：投亲靠友说、取道入蜀说、远游淹留说、失意归隐说等。对此众说，天水本土的一些专家也各有倾向：李济阻倾向于“失意归隐说”，认为“政治理想的破灭，正是他弃官的根本原因”，而“饱经战乱之苦和仕途艰难的诗人，对这个桃花源般的境地十分欣赏和喜爱”，由此产生了归隐长居的想法。[10]而卜进善却认为是杜甫此前“考课”[11]没过关，被免官后生活无着而“因人做远游”（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倾向于“投亲靠友”说。刘雁翔更喜“取道入蜀说”，但他认为杜甫罢官是当时唐朝职官制度使然，所以他只能赋闲，但因当时关辅饥乱，“一饱难求，于是挂冠出走。”[12]而又由于战乱，长安的东、南、北都极不安全，只能考虑绕道入川了。

谈及杜甫客秦的原因，绕不过杜甫“罢官”或是“辞官”的问题。《凤凰》综合历代专家的考证资料和杜诗文本，经过细致推辩，最后确定“杜甫的离官，一定是主动的弃官。”[2]17《凤凰》特别强调“主动”二字。这是作者从一个诗人的内在精神需求出发，结合杜甫生平和当时的社会风气设身处地理解杜甫“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杜甫《立秋后题》）后得出的杜甫“心经”。作者认为杜甫的“独往”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是自由的象征，这是杜甫生命的基本情调：‘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2]27这种推断显然有别于各路大家的观点，使杜诗合情合理地鲜明活跃了起来。王元中教授在论及杜甫客秦原因时多次援引《凤凰》的这种观点来论证其“文学本位立场”。[13]51他说：“（《凤凰》）的理解更多诗人心性，他们的推想由此也更多应然、想当然而非实然成分。但对杜甫客秦的偶然和茫然感知，却也是‘将心比心’的‘知人诛心’的结果”。[13]49尽管他不完全肯定《凤凰》的观点，却也认可了书中对杜诗深契内心的思考方式。

（二）《凤凰》：阐释杜甫陇右“目生活”的新方向

作者对杜甫陇右诗中的“目生活”的理解更是接地气而别开生面。《凤凰》直接说杜甫在秦州的“目生活”是一个诗人的目及下尘的“目生活”。作者常常以诗人的视角、情感、心态来解读杜甫及其陇右诗，所以更为深切而贴心。作者对杜诗中的“归燕”、“促织”、“ 病马”、“瓠瓜”、“苦竹”这些秦州当地的风物的理解，正如杨伦《杜诗镜铨》里“蒿目者民生”的意思。[14]因而，杜诗中这些“秦州意象”就真实地再现了杜甫在秦州暂时闲适而又清苦的生活以及诗人淡淡哀愁的心理。不仅如此，杜甫在秦州的“目生活”堪称“别开生面”。[2]220“铜瓶”、“病马”、“蚯蚓”、“苜蓿”等这些十分特别的秦州意象，即是别开生面的明显例证。于此，安建军教授在其论著《陇右之行别开诗圣人生与创作一大生面》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正是这别开生面的“秦州之旅，秦州行吟彻底改变了诗坛格局和情势，最终让他（杜甫）步入了‘诗圣之旅’，迈上了‘人民诗人’之路”。[15]所谓“人民诗人”也正好印证了本书所谓杜甫“目生活”的“目及下尘”的理解。

（三）《凤凰》：探讨杜甫隐逸思想的新角度

作者对杜甫陇右诗中所透露出的杜甫思想也有新的看法——杜甫诗歌的“隐逸的尾巴”。[2]194在解读杜甫陇右诗的过程中，作者常常融入自己的创作体验，他们谈及杜甫对陇右山川的描写，如“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三）这是对陇右山川心灵之见，是杜甫对东柯谷生活抵达内心的期望与想象。对此，聂大受教授认为这是杜甫在秦州所“寻求一种‘适己任性’的新的境地”。[16]而这种适己任性，很多专家就把它理解为杜甫此时产生了隐逸的想法。此外，对杜甫陇右诗中许多涉药的诗句，很多论家也把它解读成杜甫依赖种药、采药、晒药、卖药而生存或者杜甫诗中之“药”是其厌世隐逸的一种思想表现。但《凤凰》作者还是从人性出发，设身处地思索辨析之后，认为杜甫陇右诗涉药是因为杜甫久病而“需要药，而采药种药，进而因为采药种药而喜欢药……”[2]66作者认为杜甫喜欢药与他的诗人气质和在秦州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下对生活的理想有关，更与诗人推己及人的仁者思想相关，而并非生存的依赖，亦非隐逸思想的苗头。石月清在《杜甫涉医涉药诗歌研究》中多次引用了本书该观点[17]，张颖《杜甫诗中的药味人生》也印证了这种观点，她写道：“……杜甫就是这样一位文士。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不仅为世人展示了他的医药学素养，同时也勾勒出了他的药味人生。”[18]

而事实上，《凤凰》中作者的创新和拓展不止以上这几个方面。但仅从这几方面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勤于思考、勇于开拓的学术精神。正是研究者这种精神的支撑，广阔的学术界才能够永无止境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纵观《凤凰》全文，它毋庸置疑地为杜甫陇右诗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思路，也是整个陇右文化，尤其是天水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成果。作者“肉骨而生死”的复原手法，让一位侠义深情、坚韧而心怀希望的杜甫，一位文思斐然、浩气长存的诗圣，一只御风九霄、烁洒万丈的凤凰重现于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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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5.

[8] 孙建虎. 细微之事，诗圣之心[D].河北大学,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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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济阻,王德全,刘秉臣.杜甫陇右诗注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2.

[11] 卜进善.杜甫在陇右[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