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翔|馍馍

馍馍是家乡人对馒头，烙饼等传统面食的统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乡下生活过的每个人成长中永远离不开的食物，虽然粗糙无华，味道涩滞，营养不高，却养活过父辈和我，让整个村庄走过了那段艰难贫困的岁月，因之成为我肺腑深处埋藏的故事和回忆。就像院子前面的老槐树，像田野里生长的五谷庄稼，永远那么亲切，那么鲜活。

馍馍的诸多名称，往往因为五谷杂粮品性不同，烹制手法不同而各异。乡下人一般把糜子面蒸的馍馍叫滚坨儿或气坨儿。蜀黍(高粱)面烙的饼叫个个儿。包谷面荞面蒸的叫牙牙，或者发糕。谷子面烙的饼叫干炕儿；像馒头一样，中间用拇指嵌一个小窝儿蒸的叫灯盏儿。把白面(麦子面)做的叫蒸馍或馒头。当然还有圈圈儿，火烧儿，“狗舌头”之类，那更是记忆中的美味了。

乡下的日子过得紧，青黄不接的时候，出门讨饭也是家常便饭，为穷苦日子忙碌奔波的庄稼人，能填饱肚子是最大的奢望，哪里能顾得了口福享受?

那时的麦子面是食物里的稀缺资源，甚过“国宝”。麦子面也叫白面，白净细腻，筋嚼长，口感柔和，味厚绵润，普通人家平时根本吃不起。

人民公社化时，只有轮到“管干部”时，母亲才有机会从队里领回二两半麦子面，给村里的驻队干部做一顿白面饭。

干部请到家里来，就毫不客气地盘盘腿坐在土炕上。父亲就在一旁恭恭敬敬地伺候着，用三只脚的泥炉子生火煮茶，并敬上借钱买来的纸烟，弯着腰点上火。

每逢管干部的日子，家里不仅要打扫卫生，还要跑半庄借一张炕桌，还要用碗底借两底子辣椒面，用烫熟的油泼了。另外，还要炝浆水，面里头例外不能下洋芋条，否则会降低面条的质量。

饭做好后，母亲就把我叫到跟前，弯下腰，附着我的耳朵小心地安顿我给干部端饭。母亲说要用双手敬上去，还说干部吃的时候，不要厮在门口。等干部吃完了，能剩一口饭就给我舀一口，剩不下就给我舀半碗面汤。因为炝过浆水，也因为是白面做的，面汤就分外可口。

干部吃完饭，就掏出半斤粮票，让父亲接了，然后打声招呼出门。一般是父亲前脚送干部走，母亲后脚就急忙把我叫到厨房，让我蹲在圪崂里偷偷吃剩下的面，或者喝剩下的汤。可见，在乡下要想吃顿白面，扣着肋支骨算日子也未必能实现。

那时乡下有句俗语——“你光晓得蒸馍是过年吃的”，意指一个人目光短浅，没见过世面。但它的本义，就是指日子过得不好，连顿白面馍馍都吃不上。

那时家里常年吃的馍馍，基本是茬糜面滚坨。母亲偶尔也会做一两次包谷面牙牙，蜀黍面个个，但并不常做，原因是包谷面蜀黍面也不多。遇到平常过节，也会蒸一顿谷面灯盏儿。只有过年了，才会蒸一些白面蒸馍。因为白面少，母亲就把煮熟的洋芋用木杵在案板上搓成泥，再和上白苞谷面做酵子，这样一来，蒸馍看上去还是白的，实际上没有纯白面蒸馍暄软好吃。

记得上初中时，我的用各种布片对接缝纳的碎花书包里，除了书本，就是半块糜面滚坨。

我上的学校叫川珠附中，离家五里多路。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回来基本都是晚上。特别是冬天，天长日短，得两头摸黑。

我的馍馍是母亲用竹箩圈蒸的，做的时候，先要在锅里倒好水，再把箩圈放在锅腰。为防止和好的粘稠的糜面渗漏，还要在箩圈周围堵一圈搓成条状的荞面。这样一来，这一绺荞面就和滚坨一起做熟了。

家里常年缺粮，做滚坨的糜面是在粉碎机上不脱皮磨的，做成的滚坨不是扎舌头，就是扎嗓子。只有饿得受不了，才会狼吞虎咽嚼几口。

特别是冬天，天气冷，滚坨冻得像煤块一样，用牙齿一咬，冰凉冰凉的，只能留下两道门牙的白印印。

一般是我书包里的滚坨，早上出门时是什么样子，晚上背回来还是什么样子。除了掰掉吃了的荞面馍边，除了蹭掉的一点馍渣，基本保持原有的完美。

我的身体明显地消瘦，在同龄的孩子中，我个头矮小，眼窝深陷，脸上不知不觉长出几块癣斑来，除了每天完成学习作业，更多时间的是沉默。

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也无可奈何。为了加强营养，母亲只能早起，每天给我烧一碗包谷面糊糊。初中的三年时光，大致是在喝包谷面糊糊和啃糜面滚坨中慢慢过去了。

记得有一个不雅笑话，是说糜面滚坨的。

一个乡下的聋子黑夜赶路进城卖柴，行至半路，不小心把馍搐子(一种开口可以用细绳子拉紧的口袋)里的滚坨掉到路埂子下面。他就撂下柴担子，跳下埂子去寻。天太黑，摸了半天没摸见，好不容易摸到一块硬梆梆的东西，就不加思索装进馍搐里。

到城里卖了柴，肚子也饿了，就找了个城边上的小饭馆，要了一小碗面，要做饭师傅跟他把馍泡里面。师傅接过去，一看不对劲，说：“你的馍咋不对劲。”他说：“糜面馍馍就是硬。”师傅来气了，说，“你的这是屎。”他答：“糜面馍馍就是酥。”这是笑话，也是辛酸，只有过过穷紧日子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甘苦。

一晃过去了好多年，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但那些遥远的记忆依然清晰，像乡下的馍馍一样，永远那么淳朴，积沉了无限的辛酸和回味。

【作者简介】：徐有祥，笔名徐翔，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诗歌曾发表于《中华散文》《短小说》等各级各类报刊。微信号：niaoqiqin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