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托弟/在老家秦安过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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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至今三有二岁的人生中，只有五年没有回秦安老家过年。一次是因为在京准备毕业考试，两次是去了夫家湖北，其他两次是在京生育儿子。

抑或因为外面的年味太淡，或者老家的年味太浓，让我觉得不在老家，年就不是个年了。

尤其是2018年的春节，因孩子太小，经不起春运劳顿故而未能回老家，站在京城人迹罕见的街头，大年初一也不曾有爆竹声，唯有街道两旁几个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提示着人们正值大年，切身的冷清让我更加怀念在老家过的年，故而上班间隙，草草成文。

在北京，每当新年将至，和同事说起过年的经历，听到最多的是吃吃喝喝、走亲访友，偶然赶一场人潮涌动的庙会，除此之外，很多人都不知道过年还可以有什么。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在老家过年的场景来：物质可能不算丰裕，但欢乐一定总是无穷。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我老家在秦安农村，过年可是一年到头的大事。腊月初八一到，无论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好的，坏的，都不再计较了，每个人轰轰烈烈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年，有小年和大年之分。

小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这天晚上给灶神献两大盘灶糖和水果，祈愿吃了香甜糖果的灶神“上天”多言好事，“下界”后多保平安。

将灶神送上天，家家户户就开始赶年集、备年货，无论平日有多节衣缩食，为了把新年过好，买起东西来莫不一副豁出去的架势。然后把所有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再蒸一大蒲篮馒头、花卷和包子；村里时不时传来猪的嚎叫声……每一个人都神采奕奕，每户人家皆焕然一新，尽心尽力只为开启新年新气象。

尤其在儿时，那虽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但质朴有爱的人们也能从过年前后的忙碌中感受到巨大的幸福；而对于孩子们，哪怕什么也没有，只要能穿一身新衣服，就能欢天喜地。

随着年纪渐长，越来越觉得好日子真的不在于物质是否花哨，而是人与人之间有爱有情有义。

大年是从腊月三十（或二十九）开始的。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很忙。

我们家也很忙。妈妈在厨房将最后一笼地软软包子端出锅，便开始炒臊子、压长面。父亲早起放羊回来，煮一锅罐罐茶，边喝边和我准备“贴挂”用的东西，然后，在庭院外的场子里生火烧猪头和猪蹄子上的毛去了。姐姐皆已出嫁，弟弟正是贪玩的年纪，所以，这天家里除了爸妈，最忙的人就是我。

早饭后，我开始折“黄裱”。

所谓黄裱，就是将黄色的纸裁剪折叠成双层的三角形，再于两层纸的中间黏一个长方形的条子，像三月三漫天飞舞的一只风筝。黄裱的数量根据家中门和神位的多少而定。

做好黄裱，等父亲放羊回来一道将事先备好的春联、门神和灶神悉数拿出来，分好哪些是贴在大门上的，哪些是贴在上房和偏房门上的，哪些又是贴在厨房和牛羊圈门上的。只等午饭后妈妈将浆糊打成，在父亲的指点下，我就开始“贴挂”。

过年，有很多禁忌。

比如，大年三天早饭前不能打扫屋子，否则就把蚂蚁窝刨开了。比如，结了婚的女孩子不能回娘家过年。再比如，忌说死、完、杀、鬼、倒霉等不吉利的话。

贴挂是敬鬼神之事，禁忌就更多。比如，一般都是男人贴；女人，尤其是衣服不干净的女人万不可碰触。

曾经年少时，我也曾质疑所谓的禁忌。渐渐地，当我越来越明白有些禁忌背后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仪式后，则更倾向于有选择地接受。

人，总得有点敬畏才好啊。或者，某些时空，总该有点仪式感才行，比如过年这种传统节日之际。

我是这么认为的，父母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们家贴挂，是没有男女之分的。尽管如此，“衣服不干净”时不碰触贴挂用物这点，则严格遵守。

贴挂是门大学问。

先说门神。秦琼、敬德要贴在大门上，而且左秦琼右敬德，总之，门合在一起，神像须面对面才行。“天官赐福”要贴在上房门扇上，厨房和偏房门上常贴“状元插画”等。

再说灶神。灶神有东西之分。我们家是东灶神，所以，灶神画像下部是右鸡左狗；西灶神则相反。总之，鸡往里叫、狗朝外咬，灶神方能保四季平安。

然后是春联。

只要家族内没有人去世后三年祭尚未过，都要贴春联。门上，多贴五字或七字对联，且不同门上的对联联语有严格要求；炕后，则贴四字短联。

我素来喜欢手写的春联，最好是红纸黑字（金粉写的也不错，远看就熠熠生辉），有情义、有温度，有日月光阴，贴上去，哗啦啦的绚丽，新年气象赫然眼前，是机打春联所比拟不了的。因为喜欢手写春联，每年离过年还有好几天时间，我已找邻居家的蔡爷爷写好了，生怕到时父亲情急下去镇上买了。手写春联容易掉色，每次贴完春联，我的两只手变得殷红，弟弟胆敢惹我生气，我沾点水就去抹他的脸，吓得弟弟跑好远。

黄裱、门神、灶神、春联全部黏贴妥当，准备好黄裱（不同于贴挂用的黄裱，是一种敬神用的东西）和香、炮竹，叫上亲房，就去北山寺烧香。然后，等父亲下午的羊放回来，和所有亲房一起，一群人浩浩荡荡去村口“接家庭”。

从庙里把神位请回来，从祖坟把老先人接回来，爆竹声从一座座庭院中升腾而起，和庭院外敲锣打鼓声一道，以非常高调的姿态宣告新年开始了！顿时，山川城乡、日月星辰、男女老少，全都沉浸在喜庆和祥和中。

过年，最惊艳的永远是孩子。

他们穿着花花绿绿新的衣服，瞬间，一个个趾高气昂，空前膨胀，找个空旷的地方踢毽子、玩沙包、跳皮筋、嬉闹，在四处近乎惊心的嫣红点缀下，好似快乐的精灵。夜幕终于降临，箭也似的飞奔回家，闻着从锅里冒出来的肉香味，期待着父亲晚上能给自己多发点压岁钱。

从小，父亲也会给我们姐弟压岁钱，最困难的一年每人只给了五毛钱。那五毛钱是我至今收到最多的压岁钱了。

彼时，我们一家七口人刚从大家庭分出来，正过着一段极其贫瘠的岁月，所以，五毛钱给我带来的狂喜是无价，它不但饱含着父母对我们姐弟百分百的爱，而且让我懂得了“年关”的含义和一个人的终极幸福。正是因为这个懂得，人生至今，我还是曾经的那个自己，永远坚信苦难的价值和努力的意义。

说远了，拉回来。

大年三十的晚上，除父亲偶或去亲房家“坐纸”，我们一家人就围着火炉坐下来吃年夜饭，啃着猪蹄子，欢声笑语，一派天伦场景。

在老家，春节三天一般不能串门走户，尤其女孩子，以前可是大禁忌，后来许是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兼之彼时我还是个学生的原因，去朋友家，倒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我吃着亲房或朋友家的瓜果，聊个不亦乐乎。

我一直以为过年是个跟鬼神有关的节日，所有的仪式感都因此而来，在祭拜鬼神的过程中，虔诚地敬畏着，满腹无私。譬如磕头这件事，跪下去的一瞬间，对亲人、对未来、甚至对整个人生的祈愿赫然心头，纯真且浩荡。

可如今，置身在连“年”的来历都不知道的同龄人中，越来越不敢轻易向别人讲述老家过年的细节，生怕别人批驳是因为落后而生的迷信或陋习。

我知道，在一个以世俗功利观念衡量一切的人面前，我是无法向他释明那是民众朴素的期待，那才是“年”的真意。

相信，当物质更加丰盈时，人们在过年时所能获得的幸福，最后一定会和这个真意有关。

正月初三，早饭过后，就准备送神、送先人。

要将除贴在灶神处的黄裱和神位全部撕下来，端至大门口烧掉，一壶酒浇完，爆竹声紧跟着就响起来，宣告着三天大年已经结束。但在老家人看来，整个年，一直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龙抬头后才算真正过完。

三天大年后，或村或乡，故事遍地开花，庙会陆续启幕，到处锣鼓喧天，秦腔声隐约传来，大地上，放眼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简单而淳朴的愿景。

以上这些只是在老家过年经历的冰山一角。如果全部呈现出来，非鸿篇巨著所不能承载。可就是这冰山一角，当我向同事讲起，他们也觉得丰满得难以置信。

这些经历，当我在老家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离开后方觉得那种隆重的仪式以及内含其中的传统文化是多么巨大的财富啊。一件件，印在我的骨子里，让我对和过年有关的风习民俗有着丰满且厚实的认识，出门在外可以自豪地炫耀一番。

可是，这些经历越来越像一个被我遗留在老家的一个孩子，新鲜、明朗，好奇且充沛，可或许是我走得太快，又或者是它追得太慢，总之，如今我定居在了京城，而过年这个孩子，却依然在陇城镇。

现在，每次新年将至，尤其无法回到老家时，我总是想起它来：那个热闹的年，那些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