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义/花椒乡的“新生态”

8月下旬，我回甘肃天水市秦安县王窑乡硬湾村的家里，虽是收花椒的尾期，但村里家家户户还是锁着大门，男女老少都摘花椒去了，漫山遍野全是忙碌的身影。

不止我们村，而是整个乡全是花椒树，短短几天，沿途除了闻到浓烈的花椒香，还闻到“花椒之乡”人事变化所汇集的“新生态”。

就拿我们硬湾村来说吧，自古以来，劳动力流动都是往乡里、往秦安县城、往天水市去卖苦力，我们一直扮演着“外地人”的角色，不少老人干脆自嘲成“乞讨者”，说是低三下四去讨饭。但是，花椒让我们有了一个月的“本地人”身份。

15年前，政府要求家家户户退耕还林，因是干旱山地，就栽种最适宜生长的花椒树，刚开始的几年，每户人家的地一半种了花椒树，一半留着种小麦等其它作物，五六年后花椒树挂果，大家在暑期忙着摘花椒，虽是起早贪黑，但摘自家的还基本上忙得过来。

再后来，家家几乎将所有土地改种花椒树，于是，花椒多到自己忙不过来摘，这样外地人蜂拥而来。

去年花椒大丰收，这从外来的客流可以看出端倪。

我们村（自然村）70户300人，最忙碌的一天有400个外地人在村里摘花椒，算上其它日子出出进进的“摘椒客”，外地人更是翻了倍地多。外地人数量超过本地人，这在以往都是不敢想的事。即使今年花椒减产，高峰期的一天也有200个外地人在村里摘花椒。摘一斤花椒3元，一天摘40斤就挣120元，而吃住都是主人家管的。

外地人来自何方？

一个是本县的外乡人，一个是县城人，一个是天水市人，还有少量天水以外的人。他们或是没工作的城镇人，或是其它农村的留守老人和妇女。若到天水市打工，一月也就挣一千多元，而来我们乡摘花椒一月（8月）挣三四千元，而这种收入对比正是“摘椒客”数量庞大的原因。

村里有人说，以往咱都是到县上市里打工，现在市里县里乡外人跑到咱家打工，这算是劳动力的“倒流”。

我说，这“倒流”其实也是“正流”，正是市场经济打破城乡壁垒的一个缩影，农闲时我到县里市里打工，农忙摘花椒时市里县里人到村里打工，这或是新常态。

与之伴随的是外地人的安全问题。

“摘椒客”云集秦安县城葫芦河桥，我们乡的人开三轮车去接他们上山。一年，彭家村一人家拉了一车“摘椒客”，刚进村三轮车倾覆，又赶紧折返往县医院抢救……他家两三年的花椒算是赔进去了。

还有，“摘椒客”中不少是外乡外县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家里的地转租了，暑期没事干，就来摘花椒挣钱，但他们频频生出事端。这个暑期，一个70岁的老太太在邻村摘花椒，摘着摘着，就一头载倒在树下，原来是高血压，主人赶紧找三轮车往县医院拉。

前年暑期，又一个老太太带着小孙子在另一个村摘花椒，她只顾忙活，小孙子溜到沟畔玩去了，结果踩空一口枯井落了下去……

因为花椒，我们乡急速脱贫着。就拿我村来说吧，十年前全是土坯房，现在有一半是砖房，家家有了摩托车，一些人家还有了小汽车。

之前大家穷，有时满村借一百元都找不到，现在一户人家随便能拿出几万元。

但这让远处的贼盯上了我们，今年暑期尤其严重，相继有焦沟村、杨何村、杜湾村、魏湾村和彭家村的花椒大白天被盗，花椒都是白天摘了晚上烘干装袋，盗贼趁白天家里没人翻墙进入，扛一袋两袋花椒架上摩托车就骑跑了，一袋花椒100斤，一斤60元，两大袋就是1万多元啊。前几天，两个村抓获偷花椒的贼，有人还录了视频传给我，贼竟是县城人。

以往乡下人跑县城偷，现在县城人跑乡下偷，逆转啊。

今年哥哥的儿子航航考入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8月底，兄嫂送孩子上学，家里没人怕盗，就把花椒存到谢坪村的航航舅舅家。9月1日兄嫂回到家，再将花椒一袋袋地搬回来。

自打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乡解决了温饱问题，较严重的盗窃基本绝迹，想不到30年后盗贼又猖獗，都是因花椒而来。

在北京写这篇文章时，我给五爷家的大叔打电话，问前几日偷花椒的贼怎么处理了。他转述别人的“听说”，说是贼被派出所放了，他在电话中一个劲地诘问：“好不容易抓住，咋又放了？咋不判刑坐牢哩？今年不整怕贼，明年偷花椒的越多”……

今年的花椒还没出售，危险期还在，大叔却提早担忧明年贼来偷花椒。

作者简介

李成义，甘肃秦安县王窑乡人，现在北京工作。多年来，在BBC、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韩国《朝鲜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人民日报》、新华社、《新民晚报》《三联生活周刊》《读者》《意林》《特别关注》《北京晚报》等国际国内一流品牌媒体发表文章200多篇，一些文章被多家出版社的图书收录，还有文章成为研究生课的教辅读物。近几年，每次回家关注乡村转型中的一些细节变化，记录村史乡史亦是记录国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