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故乡的土炕

说起炕，相信在北方生活的人都很熟悉。

炕，其实就是庄稼人用来歇息和睡觉的台子，是用土打成墼子紧密衔接砌成的。炕肚后半部为实心，两侧分别有空洞连通着烟囱。取暖时，只要往炕肚放一把火，整个土炕瞬时便热乎朝天了。

在我的老家秦安，衡量一个庄稼人一生是否幸福的标准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娶个老婆生些孩子，再能有个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歇息睡觉的热炕头就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和荣誉了。

记得我小时候，恰是一穷二白的八十年代，别提什么吃饱穿暖了，到处山秃秃、树秃秃的，连过冬填炕用的一点柴禾也似乎无处可寻。

记忆中每年的初冬时节，刚刚忙完秋种后的父亲就着手准备一年的炕料了。

每天清晨，当我们姐弟还在土炕酣睡时，父亲就早早地穿衣下炕了，他摸索着卷一支旱烟抽完，然后再胡乱地洗把脸，拿上扫帚铁锨，背起他那个用藤条编成的大背篼，“哐啷”一声大门开了，父亲铿锵有力的大脚踩着拂晓的霜冻出门扫填炕了……

当放早自习后，就看见在我家门前的麦场上，有或多或少的炕料在微弱的阳光下晾晒着。炕囱中，柴禾闷燃出的烟味是那么地香醇温馨。

铲填炕回来的父亲，早已冻得面红耳赤，他会伸出僵硬的手，冰我们的脸蛋脚丫，吓得我们姐弟一个个躲开了……这时，父亲就乐了，笑得像一朵花，把手塞在我们的屁股底下暖暖，随后又开门，闭门。鼓捣起黑不溜秋的大推耙，又往炕眼里推不少的柴禾进去。

为了有足够御寒的炕料，父亲一天比一天起得早了。

每晚，他都会就着煤油灯往他皲裂如松树皮的手上抹棒棒油，然后咬牙在煤油灯芯上烤，我知道，那是父亲日复一日趁着冻霜铲草皮震皲的手。

年幼的我曾问过父亲：“爸爸，手那样子疼吗？”

父亲笑呵呵地说：“不疼，烤下睡一觉就长好了。”

当接二连三的大雪覆盖山里山外时，大地到处都被冻得硬梆梆的。我们躲在厚实的土坯房里，父亲用装过化肥的塑料纸把窗户包得严严实实，土炕烧得是火辣辣地热，就连可怜的酸菜缸、寒碜的酵母盆，还有圆鼓鼓的洋芋蛋也和我们一起上炕过冬了。

虽说日子依旧在天天洋芋酸菜地过活着，但只要坐在土炕上，总感觉有股热流从脚、屁股上窜，顿时，温暖至周身。

隆冬的天是最寒冷的，隆冬的炕却是最火热的。

当我们欣喜地在土炕上挼完一个个玉米棒后，日盼夜盼的年终于在飘飘洒洒的雪花中姗姗迟来了。于是，母亲整天坐在炕上为我们纳鞋底，缝补过年的新衣，父亲则哼着秦腔冒着严寒去镇上赶年集。

当温馨吉祥的香头在除夕罕有的肉香中灿灿而燃时，我们全家换好过年的新衣，盘腿坐在炕上守岁。聊天，吃肉，磕瓜子花生……辛劳一年的父亲会为自己灌一瓶“陇南春”，趁着肉味，奢侈地喝几口，幸福瞬间溢满了土坯屋子，把整个土炕也薰得昏昏欲醉了。

想起我童年那段贫穷的光景来，似乎一切都是冷的，唯有心和炕是热的。

到了九十年代后，物质渐渐丰润了，生活也慢慢好了许多，我们不仅可以吃饱穿暖，就连光席子的炕上也铺上了时髦的羊毛毡和褥子。村里光阴好的“万元户”，早已买了电视，还架起了专门取暖的洋炉子。

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土炕依然是庄稼人一生的钟爱。

后来，农作物越来越多，多到用不完，只好用来填炕烧灰，然后用灰给地里上肥。于是，村里的土炕一年四季总是冒着烟，无论谁家来了人，先生（老家对赤脚医生的称呼）、亲戚亦或是游门（串门）的街坊领居，只要是进了堂屋，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上炕。

上炕，炕必然就是热的，冷炕一般是不好意思招呼让人家上的——那和让人家坐冷板凳没有太大区别。

即使来的人时间不够上炕，也要伸出手摸摸炕有多热，然后，把屁股往炕沿上放一放，显示对主人好意的心领。

但凡上了炕的，必定递一支烟，再煮一盅罐罐茶，那待遇就和城里人待客吃饭唱歌一条龙的热情招待一样了。

再后来，我渐渐地长大，疯一样地辍学挤身城市，远离乡村父母朋友和日日夜夜伴我成长的土炕。二十年后，我的床铺很大，却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睡过好觉。

故乡那眼方方正正的土炕，依旧踏踏实实地记录着我人生中最为珍贵的十七年年。那十七年，是美好的、幸福的，也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

作者简介

漂泊，真名郭宝华，男，汉族，农民。非自由写作者。生于1980年，甘肃省秦安人。有诗文现于《中国散文选》《生活琐忆》《《兰州晨报》《大河报》等报纸杂志并，著有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几度夕阳红》。诗文多以颓废为主，倡导文字的无辜性。

诗 观：诗是生命的怒放，心灵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