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托弟/我的出生和我的名字 。

三十二年前的初夏，我出生了。

逼仄的四合院里，“哇偶哇偶”的啼哭声很快从厦房传到上房，坐在炕头吧唧吧唧吃着水烟的太爷爷听见了，长叹道：“听声音，又养了个她婆。”

“她婆”，是陇城人对别人孩子的称呼，颇有无奈、失望、厌倦等意味。

我太爷爷那代人，香火意识很强烈，夫妻俩生不出个儿子来，家里不仅仅是少个强壮劳动力的问题（彼时的农村以耕种为生，男丁之于一个家庭的生存很关键），出门更会被人骂断子绝孙，用陇城人的话说，就是“垒门门子”了。

在一个重男轻女作为约定俗成规则的大环境中，纵然有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而醒悟的人，但更多的人，依然坚信至少生一个儿子娃是最基本的家庭伦理。

虽然我太爷爷有五个孙子，但我大大作为他的长孙，无论如何得生个儿子娃啊。

只是，没想到又是个女的。

“老天爷呀，我的天平从小跟着我吃苦，么做啥伤天害理的事，你咋就不睁睁眼哩。哎……”

我太爷爷那代人历经了太多的绝望，有个人的，有家庭的，更有时代所赋予的。最大的绝望发生在五八年，几乎举家覆灭，最后好歹走过来了。

我的出生，可能是我太爷爷自改革开放后遭受的第一个绝望。都四个女孩了呀。

我一出生，我大大就更苍老了。

那年，我大大不到三十，是个如日中天的青壮年，为了一家十几个人的口粮晨兴夜寐，脸上的皱纹已和百年老树皮一样，生存的重负让他老成得如同四五十岁的老者。

为何老天不公平，让这样的男人又生了个女娃呢？

“神仙也哄人。”我大大第一次对神灵有了怨怼。

我大大之所以那么想，是因为前一年西番寺三月十九送子娘娘庙会的正会当天，他和我妈跪在送子娘娘的尊像前，双手合十，曾掷地有声地许下了心愿。学过阴阳的他，对神灵，那一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笃信，他多么期待用自己的诚心感动送子娘娘。

钟灵毓秀的西番寺上幡旗飘舞，红色的幡旗上“有求必应”的墨色大字，给了多少像我父母那样的尘世男女无限的期待。

分明在送子娘娘前要了，可谁承想，又是个女的，家里多一张嘴吃饭是小事，往后再咋敢生恰。

因为我的出生，最苦的人应该是我妈了。

妈妈的肚子大疼了三天，第三天的中午，依稀中看见一位老者向她送来一束花，她接过来，刚吃下去就醒了。

肚子的疼痛再一次席卷而来，可比疼痛来的更汹涌的是绝望。

“藏又是个女的……”一个女人天然的直觉，让她对将要出生的孩子的性别已然很确定。

转身一看，果不其然。

很快，伴随一瞬间的绝望而来的是绵长的悲悯。

纵然我的出生让妈妈耳闻目睹了人世间更磅礴的悲凉，但母性的光辉让她顾不上在黑暗中舔舐自己满身累累的伤痕，她拉过备好的小被子，把我从土堆中掬起来放了进去。

妈妈说，她也不晓得，为何我一出生，她就觉得比任何一个孩子都心疼。

她不晓得，我知道：除了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外，还有就是我要和她一起承受因她一而再再而三生不出儿子娃这个错而来的冷眼。

作为对自己犯错的惩罚，更准确地说，是作为一种对抗人心薄凉的方式，妈妈将她内心的所有苦化作一行行滚落的泪水。但她终究是个坚强的女人，以自己朴素的认知依然选择了对未来的满心期待。

于是，她给我起了个非常直接明了地表达出她的期待的名字：托弟。

就像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一样，妈妈给我起名托弟，于是便真有了我弟弟。

不管我弟弟的到来和我的名字之间是否有关或者关系多大，我宁愿相信“托弟”这个名字曾经是我父母精神上的一束光，事实上也的确照亮了蒙在一家人心里的暗。

所以，除了成长道路上因青春荷尔蒙的躁动让我对自己的名字滋生过不喜外，我从来都以为它是这个世上最美好的名字之一。

只因为，托弟和转转、转霞、变变、变娃、招弟、来弟、芳弟、引弟等名字一道，是从黄土高原的沟沟洼洼里绽放出的一朵朵鲜花，上面赫然飘荡着的，是她们的父母于无助中绽放出来的智慧芬芳：只因粗浅的表象背后蕴含了太多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