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托弟/父亲的鼾声

父亲的鼾声好大啊。可以说，是我迄今为止听过最大的鼾声了。

从北京到陇城镇，我一路奔波，累到了极点，到家已是傍晚。

等父亲放羊回来，一家人便开始拉家常。从东说到西、又从北说到南。说的最多的，还是我们姐弟，这个这样心疼、那个那样心疼，哪个省吃俭用给他们钱了，哪个头疼脑热了让他们操心，真是一个比一个重大非凡……

所有说的话，几乎全是重复，无论是在线上还是通过线下，都已说过很多遍了，新鲜的，一件也没有。

过了十二点，夜已经很深，整个村子，可能只有我们家的灯还亮着。

其实，我早困乏得不行。到了这个点，纵然用尽浑身解数，眼睛也只有一条缝，看父母的模样，都有些失真。

可是，看到家人正高昂着的兴致，尤其是父亲，好似天降横财了，罐罐茶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丝毫没有要睡的迹象，我便不忍心扫兴说瞌睡，只好在地上跳来跳去以让自己清醒振奋起来。

几乎每次到凌晨一两点钟，父母才会说“额（我）的娃藏（现在）早些睡，明天曹（我们）再说”，才会起身去隔壁的厦房睡。

我的睡眠从小就规律。

在北京多年，从来都是十点半准时睡觉，固定得几近固执，很少晚睡过。但只要回家，我的作息时间就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一定程度上堪称凌乱，尤其刚到家的前两三天，因为睡得太晚以致我第二天一整天都昏昏沉沉，走路脚底打漂。

我生怕自己翌日精神萎靡——睡不好的感觉真是太难受了——于是，父母前脚刚出去，我便三下五除二收拾妥当以便睡觉。

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睡着，除了力争多睡点时间外，最主要的，是必须赶在父亲睡前进入梦乡，否则，本已过了常规的睡觉时点，再有响声，我会彻夜难眠的：父亲的鼾声，真是太大、太吵了。

回到老家，每次晚上睡觉前，我都暗地里和父亲做着这样的比赛。

我总是有备而来、了然于心、全力以赴，以期大获全胜。可是，结果往往总是我一败如水。因为，父亲的鼾声来得凶猛且迅即，还没等我做好准备，隔壁已传来浩大的吞吐之声，像一台破旧的拖拉机正在爬坡，一呼一吸之间气象万千，虽然隔着一堵墙，我的耳畔也雷鸣阵阵。

关于父亲的鼾声，我充满疑问。

我总是想，父亲是怎么做到刚闭上眼睛就打鼾的？

他不是刚刚喝了很多杯茶么，那么酽的茶，怎么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呢？我们醒脑提神的东西，怎么对他跟白开水似的呢？

妈妈睡在父亲旁边，这么多年，怎么从来没说过吵到她了呢？

男人是不是都打鼾呢？

为什么父亲的鼾声比我听到的其他任何人都大？抓养我们时大，现在依然大，难道他现在也辛苦？

如果是，以前养活一大家子人，辛苦是自然的，可现在呢？现在除了早晚放几只羊，家里也没有其他农活，现在苦，肯定是操心了！

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你以为你长大了，看把你能的。狗狗娃，你们几个还都瓜着哩，我和你妈能不操心？”

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叹：我们永远是父母眼里长不大的孩子呀。

虽然有那么几个时刻，我们自以为翅膀长硬了，不但可以自己凭空翱翔，甚至还可以做父母的羽翼，像我们小时候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那样为他们遮雨挡风。

有好几次，我就是这么想的，感觉自己能力终于超过父母了，不但挣的钱比他们多了，见识也远远超过他们，可当我意气焕发、翩跹起舞时，父亲总会说：“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碎娃娃。知道不，狗娃？”

不管以什么为契机，只要想起父母唤我“狗娃”，身心便会稳妥踏实起来。在北京，沉浮在人海车潮中是，躺在家里的土炕上，这种感觉愈加分明。

夜，更加深了。

京城几年后，我已然忘记夜本该是静谧、深沉且黢黑的。

尽管父亲的鼾声此起彼伏，但渐渐地，并不喧然了，反而映衬得屋里、院里，甚至整个村子，都更加安静、深邃。

尽管父亲的鼾声让夜更加静谧，但依然令我无法入睡。

我睡前听不得一点声音。在北京，哪怕空调的声音，也会让我无法入睡。因为第二天总有很多事等着我处理，所以，只要睡得晚一点，我就万分惶恐，以为没有足够的精力应付人生的兵荒马乱了，要完蛋了。

这几年来，习惯了争分夺秒、毫不懈怠、机械焦灼，始一到家，我依然沉浸在这种状态中而身心紧张。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父亲的鼾声成了我生命的外来之物，如此突兀、违和。好像就在这几年，好像很遥远了。无论如何，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至少，一开始它完全不会成为我睡眠的困扰。

记得刚从大家庭分出来的那年，我五岁，已经有记事的能力了。接下来的三年，真是太困难了，分来的一点微薄口粮加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庄稼的连年欠收，不但让父母觉得我们姐弟要挨饿，年幼的我也感受到度日的艰难。

那三年，我们一家七口人，几乎是昼夜奋战，放羊、种庄稼、掐麦秆，但凡能给生计带来一点点希望的任何事，连年纪比我小的弟弟也要情愿或不情愿地参与进来。

我还小，能做的，除了帮家人做点家务，就是掐麦秆。晚上，父亲干完活回家，还要将我们娘几个掐的麦秆头全剪完。我毕竟太小了，纵然很尽力，但一天也只能掐一个，一个卖三两毛钱。

那时一家人睡得都很晚。因为父亲还要给别人家修房子挣钱，所以睡得比我娘几个稍微早些。

那时，家里只有一间房子，父亲就在我们的眼前睡。

那几年，父亲的鼾声真是空前绝后啊，只记得好似平地惊雷，“哗啦”一下，就震惊四方了。只是，对于父亲巨大的鼾声，我当时没有什么意识，那声音就像我自己的心跳，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纵然跳动不安，但自然而然，我侧畔而眠，平静与嘈杂、大与小，我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三年后，家里在西面修了一座厦房，我也上学了，便搬到厦房住。从此，除了父亲午睡时能近前听到他的鼾声，晚上，从东边的上房中传出来的鼾声，已经很小。

再后来，我进京求学，家里也盖了新房子。父母爱惜上房，舍不得住，我回家也都住在西边的厦房里。我一间，父母一间，中间隔着一堵墙，墙上有个猫眼：正因为这个猫眼，父亲的鼾声再一次以非常直接的气势走进的听觉，只是，有些违和了。

我很想说服自己不能说父亲鼾声大了；就算大，也一定不能说吵到了我，而一定要说我很享受父亲的鼾声，说那简直就是一首悦耳动听的交响乐。

可是，在京多年，我已养成了在寂静中入睡的习惯。

习惯，是一种多么顽固的力量啊，任凭我如何努力地游说自己或者自欺欺人，可依然无法像小时候那样在父亲的鼾声中安然入睡。

因为在家的寥寥几天里，我总是半夜难眠，所以，我才能够在一个极其平静厚实——家，总是厚实的——的时空里，回想很多很多和家人一起的过往和当下，以致回到京城，不管有多累，依然能做到意气风发、一往无前，万水千山亦能等闲走过。

毕竟，相较于曾经，现在，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