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托弟/天价彩礼

2014年，和男朋友小汪恋爱六年后，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中国传统的婚嫁，讲求“三程九礼”。可我和小汪，一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来自湖北麻城，双方父母都是农民，连见面都很难实现，遑论其他呢。于是，年底我们就在北京自行领了证，只准备春节期间在甘肃老家办场婚宴，以此了却我作为女人的一桩心愿。

婚宴是在2015年的正月初六举办的，那天也是父亲58岁的生日。

婚宴前夕，姐姐、姐夫、弟弟、弟媳妇、外甥、侄女，二十多个亲人，将屋子挤得水泄不通，家里喧闹得如同菜市场，地上的火炉好几次险些被挤翻。

我趴在妈妈放得热腾腾的土炕上，以和二十九岁的年龄极其不相符的稚嫩口吻对父亲说：“大大，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谈一下彩礼吧。总不能让小汪白白把你闺女给娶走了吧，这也太便宜他了。”

我话音未落，几乎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了小汪。小汪哪见过那样浩大的阵势，更加不敢说话了，只含蓄地笑，伪装得好像他再一次没听懂秦安话一样。

父亲龇着牙“噗嗤”也笑了：“看这娃说的，你们过好就行，要什么彩礼。”

我说：“那怎么行呢。你看，我大姐八千，二姐两万，三姐三万。我缺胳膊少腿了？咋就一文不值了？你养一只羊，都要卖五六百呢。”

姐弟看着小汪羞红的脸，终于还是没能忍住，一个个笑喷了，莫不怂恿父亲开个和我匹配的价钱出来。

“吓吓小汪。”三姐悄声对我说。

父亲自知大家都在开玩笑，便也顺着说了：“能行。那我就要了。小汪，狗狗，你可要听好了。”

小汪捞了捞红里泛黑的耳朵，嘴一咧，说了声“好啊”。

父亲从火炉上端起滚烫的茶水，抿了一口，咳了两声，对着我说：“你吃的穿的，少说也得五十万。十九年学上下来，至少得五十万。咱们这里打发一个女娃，最少也得十五万，但你不能按照这个计算——咱们这里有几个研究生哩。所以，我初步算了一下，你的彩礼至少得要个一千万。”

大家一致赞同父亲的说法。我也赞成。当然，小汪也赞成。

我转向小汪，让他给我父亲一千万，否则，第二天的婚宴就不办了，回北京还要办离婚呢。

遗憾的是，那样一个巨大的数字，却丝毫没有吓到小汪。后来他告诉我：“如果爸要十万二十万的，我觉得还像，但说一千万，我就知道爸一分钱都不会要。”

小汪那么笨的人都知道我父亲不会要彩礼，其他人更知道，关于我和小汪彩礼的事，从来都是个玩笑。

其实，早在那之前，关于彩礼的事我已问过父母很多次，但他们从来都说不要。有一次看我神情认真了，还被父亲好一顿叱呵：“亏你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都说严父慈母，我的父亲却对我们姐弟一向很祥和，他很少骂我们，更不用说打了。父亲批评我，最重的一句话就是：“亏你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每次他这么一说，我就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以为自己的言行举止给我的学校抹黑了。

我知道父母是不会要彩礼的，但作为一个在清水河畔长大的女子，不能不替夫家向父母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我知道小汪家也没钱。

我和小汪，两个来自农民家庭的孩子，落居京城，非但不能向家里要一分钱，还必须力所能及地帮衬家里。尽管如此，我依然向父母提出彩礼的事，毕竟，我是从清水河畔走出来的女子。

记得领证的前一天，我给父母打电话，电话那头，妈妈心情空前低沉。

妈妈心情不好，我能理解。毕竟，姐妹一起她最偏我，而我又是她五个孩子中唯一一个还没结婚的。

妈妈一直以为，只要我没长大，她和我父亲就还没老；只要他们没老，他们的人生就还有很多期待；只要人生有期待，日子就有无限奔头。

然而，我却要结婚了。

我结婚了，便意味着他们的四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就没有一个留在他们身边了。

清晰地记得我告诉妈妈要和小汪领证时，她的语气。她很诧异：“你才多大，就急着结婚？”几乎是质问。

我更诧异。我没想到自己的母亲竟是那种反应：“啊，妈，我都29岁了。我弟弟都有三个孩子了，我结婚怎么就着急了呢？”

听了我的话，妈妈可能瘫软下去了，半晌不说话，电话那边，窸窸窣窣传来抽泣的声音。

我赶紧转移话题，说了一些段子逗妈妈开心。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彩礼上，我便说：“妈，你可得多要点，这可是一次大好的发财机会呢。你想，你的女婿可是北京市的公务员呢，那简直是个摇钱树。”

妈妈听后果然笑了，说才不要呢：“我才不会把你嫁出去哩。多少钱我都不要，我一辈子都舍不得让你嫁出去……”

妈妈后面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只觉得眼泪哗哗地往下掉。约莫过了两分钟，我擦干眼泪，满腔傲气地告诉妈妈：“我才不呢。我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又不傻，才不会让你一辈子都缠住我呢。哼。”

一辈子都不愿意我嫁出去，这是妈妈的想法，也是父亲的想法。为人父母，得有多疼爱自己的孩子，才想让自己的孩子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呢。

欣喜的是，我可以做到回报给父母的不是彩礼，而是我自己。这是时代对女性带来的佳音，也是我读书十九年后该有的觉悟。

正月初七一早，我和小汪就要踏上返京的旅程，所以，正月初六的晚上便是盛宴结束后的告别。

婚宴结束后，吃完父亲的生日蛋糕，孩子们陆续睡了，屋子里蒙上了一层比往常更凝重的宁静。这是我预料之中的。

父亲饱含深情地瞅瞅我，又不无爱惜地看看小汪，对着我们姐弟一声接着一声“我的娃真格心疼”。

十二点已过，父亲终于给小汪说了：“狗娃，上去好好过日子。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我和你爸都给你们帮不上忙，只有靠你们自己了。我和妈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过得好，就是我们的福气。对托弟好一点，她脾气不好，你就多包容点。夫妻之道，贵在相互谦让，遇到任何事情，退一步就过去了……”

父亲还要往下说，可我实在听不下去了。看着父母额头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只觉心情从未有过的沉重。

我长舒了几口气，以非常不恭的语气调侃父亲道：“还说什么都不要，彩礼张口就要一千万。天价彩礼啊，看小汪这辈子咋翻身恰。哈哈哈……”

第二天，父母将我和小汪送到村口，看着我们坐进大姐夫的车里。

车缓缓开动。

妈妈早已哭得说不出话了，父亲黝黑的脸上勉强龇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我将头伸出车窗外，大声地朝他们喊：“以后少操心啦。负责享福就行啦。照顾好身体呀，否则，小汪的一千万可就花不完了！”

我还想说，隐隐地听见妈妈说了句“藏就不日你妈了”，还有一长串的呜咽声，像来自遥远的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