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玲/父亲与他的高洼小学

王托弟 . 发布于 2023-12-04 20:48:17 119 浏览

学校是一个村子的精神圣殿，有学校，村庄就有活力、有希望。村小学的消失，是一个村庄文化的消失，是村庄文化造血功能的消失；它的消亡，带走了一个村庄文化血脉的传承和延续……

《上》

办校

出生于1944年的父亲，初中毕业后成为徽县小河铁厂的一名建筑工人，是当时工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父亲这个时候就已经喜欢写毛笔字，除了会珠算，也是他们基建连唯一的一个识字人。被连长器重的父亲因此成了一名计工员。

两年后的1962年，农民有了自己的自留地。父亲响应国家号召，保留一年会籍回乡支援农业。父亲的回归，完全颠覆了他被转干的可能，也因此成了父亲一辈子念叨不完的遗憾。

1964年元月，二十岁的父亲经推荐担任高洼村耕读学校教师，从此开始了他不同寻常的四十年教书生涯，也用诚信、爱心、善良与责任诠释了一名普通教师的人生价值。

说是办学，对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完全是一片茫然与空白，“赤手空拳，白手起家，无校址，无教室，无资金，无教材，说是办学，找大队无人管，找上级无处寻。”（父亲手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思想认识和经济上的双重贫穷，海阔天空地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大西北，因此说，“办学”，并不永远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不永远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穷山避壤的孩子需要文化啊！”（父亲手记）一辈子敬仰知识的父亲，正是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决定自己想法子。

生产队时期的中国农村，贫穷与困苦我们这一代人是无法体会的，只能凭借资料的记载去间接感知。无奈的父亲在困境中拿出自己的资金，买了粉笔纸张；找了一块木板，用锅墨涂抹成黑色，借了一间民房，将木板挂在墙上当黑板；师生共同泥土台子，搭上木板当桌凳，父亲边教边学。就这样，在这片贫穷落后的乡土上，有了一所拥有三十多名学生的学校雏形。

1964年至1968年期间，父亲一直都是自筹资金，无偿办学。无论是办学条件，办学资金，还是学龄儿童入学等一系列事情，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来都不会有人过问。

算上早年的扫盲班，据说父亲的学生有四代人之多。

2014年父亲去世后，上百名学生联名送来了一面“学谊堪仰”的锦幛，是对父亲一生教学的敬重和肯定！

父亲手记显示，截止2008年，学校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达70多人，其中研究生4人，本科生14人，中专生25人。

事实证明，雏鸟终会腾飞，它将抖动日益丰满的羽翼，翱翔蓝天，披荆斩棘，高傲地飞越高洼村整整半个世纪的天空！

坚守

学校在困难中前进，在斗争中成长。

因为办学，父亲常常会遭受别人的压迫甚至要挟，因为你把学校工作搞多了，生产队就会少一个劳力，所以我就找借口扣你工分！每天早上，父亲便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上门安排农活的人！总之，想法设法阻止你去学校，“但坚定的信念使我从没离开学校一步。”（父亲手记）

直到1968年，公办学校下放大队办，学校转为五个年级的全日制小学，王窑学区承报备案，发放了高洼小学学校公章，教育部门开始管理学校，并发放办公费、取暖费，教师增至2人，学生增至80多人，王窑学区下文任命父亲担任学校校长职务，学校工作才开始走上正轨。

父亲的教学担子更重了，生活更艰苦了。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大中午放学后上地干活的，父亲的概念里，没有“午休”二字。

但并没有因为学校的正常化而点化人们迂腐的观念。贫穷落后的乡亲们，麻木的神经已经钝化了他们的意识。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似乎人们认识层面上的压力才是最大的阻力。

试举两例。

一是常常发生、屡见不鲜的事。当时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干活一天，发放半斤干粮，但父亲没有，他们是考虑不到你干着公益事业，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任的。一次母亲因讨要这半斤干粮，而遭到队干部的责骂：“不劳动还要吃干粮！”

二是拿着上级下拨给学校的20元维修费，父亲从秦安县买了一箱玻璃，担着这箱玻璃，徒步近40公里回家，被大队书记知道后，召开大小队干部会议，他不露面，指使别人在会上发言:“这么穷的家底还有钱买玻璃，纸糊的窗子也能念书！”是父亲的那句“门窗敞着，孩子们冬天冷，玻璃已经买来了，我要安，咱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停留不前”噎得对方哑口无言。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进行了一次搬迁性修建，父亲吃住在学校，拉大锯、和泥泥、运土坯，直至学校修建结束。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为了看护修建学校的材料，每晚领着姐姐做伴去学校住的情景。

我家门前有一条水路，几乎半个村子的水得经这条水路而流走。曾经有过两次大水冲进院子，险些漫过几个屋子门槛的经历。父亲却很少顾得上家里，我也清楚地记得，多少个暴风雨的白天和黑夜，父亲独自一人，手握铁锹去学校，为一排排教室护水的身影……

父亲的坚持和坚守，终于让一所学校存活了下来，终于让一抹知识的祥云数十年如一日地回旋在高洼村的上空。

“六一”儿童节

我们这一代农村娃的“六一”儿童节，足以重重地打个引号！它混杂在更为广阔的贫穷背景里，面目完全模糊。但每年全片组织的“六一”儿童节表演比赛，对我们每个孩子来说，是从天而降的一份礼物，绚烂而丰盈，让有限的快乐发挥最大的效力，尽可能地丰富着儿时单调的节奏，理所当然地成了每个人最难忘的童年记忆了。

每年“六一”儿童节，我们以安洼片薛庄小学为中心，称“薛庄辅导片”，全片包括薛庄、安洼、高洼、下湾、董湾、吕山六个学校，集体去薛庄小学庆祝“六一”儿童节。每个学校拿出自己排练的节目，有相声、快板、大合唱、舞蹈、广播体操表演、跳绳、篮球赛等。

我们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走在去薛庄小学的蜿蜒小道上。

这一天，除了薛庄，其他五个学校的表演队伍，会在同一时间散落在各自的山路上，瓜藤一样连绵逶迤的山路把一个个村庄连起来，我们便是瓜藤上跳跃的一串串音符。

表演结束后还要评比，父亲组织和排练的节目每年都为高洼小学赢得全片第一名的好成绩。

现在想来，父亲曾根据《在老师身边》的歌词改编而成的诗朗诵，在“六一”时组织学生表演这一事上，除了一股热情外，还是很有一颗文艺心的。

那时候的比赛，正不正规不重要，比如大合唱，“大家都在扯着嗓子唱，仔细听声音会千奇百怪，唱的方法合适与否也不重要，只要大声唱了，惊得树上的鸟飞起来了，或者声音盖过了邻校，就能得奖。”（弟弟语）

既使这样，父亲还是因为他多年连冠的“六一”节目而自豪着，甚至在他退休后的2006年“六一”，被时任高洼小学校长的李定娃聘去为学生排练节目，父亲欣然应允，选中曲目后，给学生教唱歌，组织大合唱，编排了相声、快板，其中有父亲的电子琴伴奏《让我们荡起双桨》、《世上只有妈妈好》和二胡伴奏《洪湖水，浪打浪》、陕北名歌《翻身道情》等，耗时15天。这年的“六一”庆祝评比中，高洼小学的文艺节目又一次获得了全片第一名，群众和学生兴奋不已，这大概也是父亲退休之后最快乐的半个月了。

《中》

备课与荣誉

我们姐弟上小学的时候，随着一名正规师范生的调入，教师队伍壮大，学生有来自王坪、李家老庄、裴湾、黄湾等周边村子的学生近百人，是学校办学最为红火的时期之一。校园里师生欢笑、书声琅琅，那是由一群调皮捣蛋的学生和和蔼可亲的老师组成的热闹非凡的大家庭。

学校最初5个年级，后来减为4个年级，再后来减为2个年级。老师最多时4人，最少时就父亲一个人，其他老师根据上级调配有出有进，只有父亲从头到尾坚守。

父亲带着学校所开设的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品德等所有课程，除了其他课，语文和数学父亲每学期都要从头到尾写教案，从不使用以前的旧教案，“这里山高皇帝远，既使上级对教案有要求，也检查不到荒避乡村。父亲写教案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和责任。他的教案写得非常严谨细致，特别是八十年代初做的教案，字迹沉静，一丝不苟，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做出勾画，全无浮躁之感。我在这些教案中重温了父亲的专注与敬业，忽然发现父亲身上有一种“器物精神”，即对从事的工作注入了情操和人生态度。”（弟弟语）我还在父亲的一本东方红笔记本中，看到他一节课因忙未备而写的反思。

父辈的敬业精神，晚辈的我们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没有多少参考资料的八十年代，父亲的备课许多都是经验之谈，尤其是作文教案，简单且实用。就是这样的一本本教案，让他所教的语文课多年来在全乡统考中罕有匹敌。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一生对教育的忠心耿耿，以及他的一举一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态度和走向，这大概即为人们所说的家风吧。

“民转公”是父亲的一项重大工程。没有丝毫门路，坚持整整十年“民转公”考试的父亲，终于在1996年揭去了那层神秘而顽固的面纱——披在他身上32年的民办教师身份。对父亲和家庭来说，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父亲的辛劳和坚持，有必要列出父亲有考证的几次荣誉：

直到1978年，县文教局才颁发的“民办教师任用证书”；

1988年被评为小学一级教师；

在1991——1992学年度所任四年级语文荣获全乡第一名；

1997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1999年，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三十年教龄荣誉证书”和“三十年教龄荣誉奖章”。

记忆的碎片

校铃。

高洼小学的校铃是悬于房檐底下的一块厚厚的铁墩，下方有一个小孔，敲打用的半截铁棒常常插在孔中。上课铃声是敲得急促的“铛、铛铛”声，下课铃则是相对舒缓许多的“铛、铛、铛”声，记忆中学校的铃声是每个孩子心目中神圣的集结号。不管你认为正在干的事多么重要，铃声一响，每个孩子必定立马终止，一个个撅着屁股往教室跑，迅速坐好准备上课。学校的铃声也是村子无形的钟表，村民习惯听命于它，知道学校打第几遍铃的时候自己该干什么了。

音乐课。

父亲的音乐简谱是在1966年全县中小学教师70天整训会期间学到的，会议结束后回到家的父亲，自行埋首涉猎，乐此不疲。全校的音乐课是父亲一个人教的，父亲教我们唱歌时，先把歌曲用毛笔工整地誊写在四尺整张的大白纸上，一头粘在竹竿上挂起来，领着我们唱。就这样，父亲边学边教，把陌生的歌谱化为一首首可以传唱的歌。

削铅笔。

我上二年级时，同一间教室，左边是二年级，右边是四年级，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级就复习。父亲的钥匙链上一直串着一把小刀，学生课堂上做练习的时候，父亲常常走前走后，给全班同学轮流削铅笔。我们齐刷刷地伸着各自的铅笔，仰着小脑袋，在父亲面前围成一面扇形的图像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把手写字。

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都是零起步，不要说幼儿园或学前班，家长大多数是不识字的。每年九月份新生入学，父亲的大工程首先是把手给新生教字，这也成了具有父亲特色的教学方式之一。父亲的字体，说不上正规或好看，但他能教给你一种习惯和态度，这在无形中也影响着一代代高洼小学毕业的学生。以至在父亲去世后，前去吊唁的我的时任领导何主任，有次意外地给我感叹启蒙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因为他熟识的李大爸就有一手让人羡慕的字体，他也是八十年代末我们村的第一位大学生。

抬煤。

上小学时，每年冬天生炉子之前学校都会组织一次抬煤活动。学校每个班取暖用的火炉都是用红土泥成的。每天早上，值日生会准时带着自家的木柴早早地到校生火，保证大家到校时把炉火烧旺。而生火取暖用的煤，是师生共同从一个叫魏家岘的地方抬来的。魏家岘在高洼村山对面的大梁后，距离高洼村约十多公里，呈V字形镶嵌在大山中，所以抬着煤的我们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吃力辛苦已被忽略，它的乐趣绝不亚于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因为我们又会有一次远足的机会，又会有一次见识魏家岘大商店的机会。

我们两个人一组，一根扁担，一根绳子，一个篮子，小小的身子抬起的是学校一个冬天的温暖。父亲和其他老师则担着煤担子，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和最后面，是鸡雏和妈妈的遥相呼应，也是这个季节山路上最美丽的图画。

只上了三年学，因两个弟弟无人照管而被迫已经辍学了的姐姐，竟然每年会出现在这支抬煤的队伍中，成了我不变的搭档，这难道是沾了校长父亲的光吗？她已经辍学了呀！她的辍学已经够委屈的了呀！就如同我一样纳闷的，父亲为什么就想不到使用一下自己的校长权利，而每年为我们姐弟五角或一块钱的学费，那样伤透脑筋呢？

《下》

退休与消亡

2004年父亲的退休，是他人生路上的一大转折。

退休之后的父亲不再上课，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整天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一时习惯不了。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让他养成了一种职业病，一生当娃娃王的习惯总改不了，我还曾看到过父亲在纸上无奈写下的“师心不老”的字样。“有时早上起床洗涮完毕，不由自主地径直向通往学校的路走去，然后恍然大悟，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退休了，走错了路，故又向后转，朝家的方向走去。”（父亲手记）

父亲退休后，我似乎淡化了对学校的关注，每次回家，从学校顶部的山梁走过，不经意就能瞥见校园中随风孤独飘扬的国旗。

但我知道，和许多乡村小学一样，父亲的学校也在一步步萎缩，乡村打工潮带离一部分务工子女进城读书，生活水平的提高转移了一部分学生走向城镇。乡村小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作为教育的神经末梢的尾端，它的消亡，是必然！

天地间，似乎有某种感应。

在父亲去世后的2014年，高洼小学走过她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后，在无奈中送走最后两名学生，终因生源中断，于2015年被撤销。

父亲的高洼小学，从此成了一段历史。

“庄来刀学校不能倒，倒不得，以后你有能力了，就记着宙事，曹刀学校刀在着！”这是那天邻居李全录大哥和弟弟闲聊时被我听到的话。学校的回归是回天无力了，但大哥的话，还是那样暖暖地热在心头，毕竟村中还有这样有远见，识大局的人。

去年12月，大我一岁的堂姑去了趟老家，回来后发给我一串串高洼小学凄婉的图片，外加她无尽的唏嘘与失落。已经颓废的校园里，仍遗落着几间残垣断壁的房屋，院子里蒿草丛生、瓦砾满地，昔日热闹非凡的校园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痛失了往日的灵性。

我能说些什么呢？只能在这里借用一首诗和她吟咏相同的心境罢了：

旧院茅房桌椅斜，曾经学子度韶华。

今朝再拂墙边树，依旧前人种杏花。

我知道，她是寻着一种美好的感念和追忆而去的，是怀揣着一种虔诚走进校门的，可现实却给了她一个冰冷的背影！

是啊，学校和我们之间有着某种不解的缘，它是我们精神的底色，是一张黑白底片上逐渐铺开的缤纷色彩，是一个虚怀若谷的大包袱，我们藏进包袱的东西太多，可如今，能摸到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