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托弟/中国式世故，谁能幸免？

周一午休期间给一位朋友说起最近一段时间与一位博友的事。说完，感叹人性的卑劣：凡事都要权衡一番，虽然有时不情愿，却又是必须的。

说到人性卑劣的话，便想起职场上那些人与事来，不禁感慨万千，以致到不能自已的地步。我告诉朋友，这个世上，唯有大地山河纯净，而由人构成的这个江湖里，则是处处荆棘，时时波澜，总让人生厌。“最典型的是职场。纯粹善良的人举步维艰，到处是脏乱不堪的险恶。”

我说，很钦佩那些能坚守自己的人。其实，并非只有建功立业的人才是伟人，平凡世界里的平凡人，除霄小之辈外，那些勤劳和真诚的人，都是伟人。

朋友年纪比我大点，大半辈子经历无数大风大浪，跟他说这些时，除了多少泄掉心里一些乌烟瘴气外，还有就是想从他那份练达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慰藉。所以，话说随心拈来，贯穿起来也是前腔不搭后调。

我问朋友：“人为何会那么下贱！你看，对有些人，他活着的时候，世人不曾善待他的胸怀，死而后荣就开始歌功颂德，并以此为捞取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你知道海子活着的时候，有多苦闷么？”朋友说：“其实，许多的人在世时没有人认同他/她的作品、文章或画，但是死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被人捡起，不想想什么原因吗？也许是个人原因，也许是社会原因。具体到路遥，你可曾想过他的《平凡的世界》刚开始投稿到人民文学杂志社被拒？”

可能是我的话误导了朋友，把他引到谈论艺术家的道上来。而我想说的仅仅是人性的卑劣这一点，尤其是国企中同事这种关系，跟是否为一个艺术家毫无关系。

不过，为了附和朋友的话，我说：“很多青史留名的人，活着的时候，因为不会经营世故，不懂得从众艺术，不妥协于世俗对他个性的打磨，以致遭到很多人唾弃；而等他死后，那些唾弃过他的人便又大加鼓吹他活着时的清高或者说格格不入。”说这些话，只是为了附和朋友前面的话了，而我此时此刻心里想的是职场上那些肮脏的关系，并非要推而广之说太多的人。

多次给这位朋友说过，有两种人最可敬：一种是活着的时候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善良真诚的人，像孙少安，像我爸；另一种是拒绝被这世俗对他玷污的人。因为，这两种人活成了姿态，那就是对人类文明和人性的坚守。与这两种最可敬的人相对的，则是一种最卑鄙的人：蝇营狗苟，总活在阴谋中的人。殊不知，浩瀚宇宙，多伟大的人都沧海一粟不值一提，到头来，一切如风而过，不留痕迹，唯有一声叹息，有什么值得勾心斗角呢？

朋友听完说，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就看是否遵从天性去做了。“大部分人不会遵从，而是选择生活在洪流中，迎合、争斗、利用，浑浑噩噩又清清楚楚，各式各样。渐渐地，社会就被玩坏了。在已然坏掉的社会里，明白的人也不得不不能活得明白——至少要装得在别人看来不明白——要跟着别人去混着、醉着、糊涂着，你不知，我不知，一切都在无知中互相愚昧。”

他接着说道：“当然，唯有知自己、刻意懂别人，才无愧人生，要不就当一个俗人。‘混’这个字，你能？我能？不可能（我从来没算计过任何一个人）！所以，现实中，看似水下冒泡挣扎，但是说实话，精神还是露出水面的，所以，你我还不算太坏，这就可以了。”

我还不算坏？是的，我也认为自己不算坏，可自己的问题恰好出于这里的“不算坏”。

抑或是想到上午发生的一幕幕，一方面心情有些激动起来，另一方面对那些事又不愿多提及，于是我开始跑题了：“什么时候的人最粗卑吗？文革时候充当红卫兵的那些人：人性的邪恶，在那些人身上赤裸裸地呈现。他们并非不知，但每个人都在做，所以才是空前的卑劣。”

朋友说我孤陋寡闻。他说：“那个群体是时代的产物：一个对青少年和青年的统一称谓。那是一代两代人，怎么都是粗卑呢？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能这样片面看问题，应该有更细致的眼光和更深刻的洞察力去探究社会、人性和世界。道听途说的，公正吗？你知道文革斗五类分子、臭老九，有些学生就真实做着发疯、狂热的事情，斗自己的老师，有些学生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师参与斗，但是斗法不一样。这样的例子很多。至于好人和坏人，什么时代都有。你说的那个年代，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人品不同的人更容易划分出来，因为有外界的力量作为显影剂。现在的人被外衣包裹着，不容易脱下来。如果条件成熟，比如奖金分配、升迁等一样不是显示出劣根性吗？”

看来，话题跑得有些太远了，不得不就此打住。无论如何，我想说，国企是用国家资源多多少少豢养着一群无事生非、嫉贤妒能、勾心斗角……的人的险恶江湖，不懂中国式世故的人，很容易被淹死。

作者简介

王托弟，笔名潘小笛，80后，甘肃天水人，现居北京。就职于北京某外企，从事法律工作。业余爱好写作，视文字为生命，在法律的严谨与文学的率性间寻找平衡，用文字在大城市的浮华与小城镇的淳朴中勾勒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