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存/魂牵焦了庄

1972年，秦安县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伏早加秋旱，粮食严重减产。我们生产队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有的地块基本上绝收，人均口粮年终平均仅有200斤左右。一时间，家家缺粮、户户喝汤成为普遍现象。虽然国家及时救灾，发放了一定的回销粮，但也是杯水车薪。于是，邻近几个大队的社员都跑到外地要馍乞讨，以牌楼村、川口村尤为严重，几乎每家都有一人在外要饭。当时的火车站，到处都是流浪的灾民，人们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真是备受煎熬。

我们家那时已经是有十口人的大家庭，面对如此大的灾难。父亲母亲再三盘算，即使多做菜馍，汤中多加酸菜，还是很难填饱每一个人的肚子。特别是刚娶进门的嫂子，还有弟妹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觉得没有饭吃的日子是亏待了他们。

为减轻父母亲的生活压力，春节刚过，我和哥哥就背上背篼去陕西凤翔要饭。

回来后我和邻居又上武威，哥哥则一个人到甘谷川区一带讨要。

凤翔塬上的防空洞，曾是我们夜宿的地方。武威人家凶猛的大狗，曾咬断了我带的打狗棍。

别人说的要饭，都是拿衣服或者是东西兑换，我们要饭却是凭一张嘴实实在在地要，因此受尽了百般的欺辱、磨难和心酸。

那段经历，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就那样一直坚持到二月初，父亲母亲和哥哥再三商量，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去投奔一个亲戚，寻一条活路。

当时我17岁，哥哥21岁。

1973年农历二月初二，我和哥哥担着铁锅和一床破被，从草洼山出发，途经千户镇走亮光岘，过渭河到渭南火车站。

一路走走停停、爬坡过坎，辛苦劳顿。

到站后，因怕担心无票不让上车，就买了两张到南河川的票，下午才到达坪头车站。

下车后途经一火车洞，然后乘船渡渭河，又走了三里多路，才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陕西省宝鸡县坪头公社焦了庄大队第二生产队。

只见高山林立，峡谷烟深，树木叁天，沟底流水潺潺，有一处水磨建在沟的中央。

经问路，我们沿着一条小路上山，路宽不到五十公分，又陡又窄，如果担上担子，连个换担的地方都没有。

好不容易上了山坡，在半山腰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有几户人家零星散住在其中。

我们找到了当时的杨队长，他人很热情，安排我们在贾书记家吃了晚饭，在杨姓婆婆家住下。

第二天找到生产队保管员，经队长同意借了八十斤玉米，背到磨房磨面，而后队长安排我们借住在一张姓社员家(因这家房暂无人住)，晚上点着煤油灯做了顿晚饭。

半夜躺在冰冷的炕上，只听见山里面不知名的鸟叫声，阴森恐怖。

焦了庄让我们先吃饱了饭。第二天就到队上干活了。

大部分社员对我们还是很热情的，只有极个别人看我们不顺眼，口里叫着“甘省人”，好像是抢了人家的饭碗。

初次上山的干活是在麦地里种黄豆。在陡得羊都站不住的坡上有几块麦地，我发现麦子虽稀，但长得非常好，籽粒饱满，快成熟了。因当地雨量充足，条件如此差的地里也能长出这么好的小麦，相比我们的旱地，虽然地势平缓，但长不出这么好的庄稼。

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头尖的棍子带个小布袋装豆子，在地里戳一个坑，放上三四粒黄豆，用脚一踩就可以了。

收麦时节到了，背麦子也是非常辛苦。

长棍一头削尖，便于插上麦梱；另一端拴上一根绳子，把麦梱按顺序插到棍子上，然后在中间绑上绳子背上就走了。山路沙石多，又陡又滑，因此背上一捆麦总是战战兢兢，最怕摔倒。

最苦的要算背牛粪了。

当地有圆口方底背篓，装满得过百斤，虽然我只能背半篓，但也有七八十斤。最难的是要从头上翻下去，背篓不离背，把牛粪倒下来又累又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有时候站在麦场边上，望着对面渭河边上的火车开过，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家乡及父亲母亲，心里想：难道此处就是我的家吗?

一个多月后哥哥把嫂子大妹接到了焦了庄。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把三弟也送了过来。至此，一个完整的家分为两半：老家六个人，焦了庄四个人。

焦了庄二队座落在秦岭山脉的余脉处，出门就得爬山，地势险要，劳动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这个只有十三户八十五人的生产队耕种着一百二十多亩山坡地。

哥哥在五月份就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算得上是生产队的领导成员，为“甘省人”赢得了足够的尊严，那些平时看不惯我们的人也变的说话没那么大声音了。

此后两年多，更多的磨难不停地降落在了一家人的肩上。

同年八月份，哥哥在给生产队交公粮坐船渡渭河时，因背着一百多斤的粮还未坐稳船却开了，差点连人带粮掉入渭河，还好被同行人一把抓住。开船人一点也不负责任，每年都有人掉入水中，但又是去坪头的唯一渡口，我也深有体会，每次过河都提心吊胆。

1974年二月，嫂子怀头胎孩子，临产时送宝鸡医院，因没赶上客车，求人坐了趟货车，造成孩子夭折。

三月，哥哥在庙儿山干活时，因吃了冰冷的饭菜得了胃病，疼得走不了，被社员们送到坪头卫生院，住院冶疗一个多月，从此落下胃疼的病根，人也越来越消瘦，活也干不成了。

七月，三弟在放牛时一头牛从一千三百多米高的陡坡上滚落到沟底摔死。牛死了，三弟吓得哭喊着也追到了沟底，那件事对一个不到十岁孩子的身心造成了很大影响，哥哥也为此在生产队社员大会做了检讨。

生活的种种艰辛苦难，由此可见一斑。

1973年六月，我当上了生产队会计。

年终决算时，以前的会计最快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完成，而我只用了三天就把决算方案写出来了，然后直接张榜公布，接受社员们监督。

由于我的工作起色大，因此群众有称赞、说话有威信，几年下来，家里情况有所好转，终于由超支户变为结余户。

此时此刻，我更加惦念哥哥嫂子弟弟妹妹。虽可写信，但一封信要走十天半月呢。

他们过的如何？安全吗？哥哥的胃病好点了吗？

闲暇时，无法割舍的亲情始终蒙绕在我的内心，于是，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们一两次。

我常常深思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我的家庭破碎、兄弟分离流落异乡?这样的生活还要过下去吗？

我痛下决心，一定要用我的能力把他们接回老家！再回草洼山！

机会终于来了!

1975年，风调雨顺，庄稼有了较好的收成，家里生活也比以前好过多了。

当时我还担任民兵连长，与大队公社的干部也时常接触。我先是做通了队长、副队长的工作，同时向时任书记讲了具体情由，在大队开了证明，去公社办了个户口准迁证后，我立即写信告知哥哥嫂子，让他们准备回家。因哥哥担任会计，只能等决算完成以后才能交账，一直等到十二月，我才去焦了庄接回了哥哥、大妹和三弟——嫂子因有身孕已经提前回到了老家。

在南河川下火车后，搭上生产队张师的汽车回到了秦安，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

从此结束了将近三年的逃难分离生活，全家十口人重新团聚在父亲母亲的身边生活，一家大小同心合力，团结苦干，开始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作者简介

王海存，五十年代退役空降兵，曾从事于粮管所，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