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华/看戏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就是不让冬冬去。不让去，也得去，骑着小车赶上去。——童谣　　 

八十年代的农村，除了不缺孩子，其他好像什么都缺。在那个物质与精神极度匮乏的年月里，人们白天下地，天黑上炕，文化娱乐和钞票口粮是一样的少。

记忆中，除了过年的正月里能在千户镇看几晚屈指可数的露天电影外，剩下的，就是弥足珍贵的等庙会时看大戏了。

在我的故乡千户镇，一年有三场庙会：三月三在云雾山，三月十三在胡家渠，三月二十八在永乐庙。

庙会上唱的都是秦腔。

因为都在阳春三月里，农活较少，戏场又是难得的耍玩聚会拉呱聊天的好场所，可谓老少皆宜，人人爱去，所以场场都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那时，只要是唱戏，邻近的小学为了迎接这个“庙会”的到来，上午都会提前放学，下午直接不用上课了，美其名曰放“看戏假”。我们一群小屁孩，只要等到午间最后一节课铃声一响，便前拥后呼一窝蜂冲出校门，飞奔回家往肚里刨点饭，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再从父母手中接过省吃俭用凑出的几毛钱，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立刻约上小伙伴，一路推推搡搡下就上了山，转了弯……

绵延起伏的山路上，十里八村的父老乡亲们穿红披绿，拉着家常，抽着旱烟，一路说说笑笑，密密麻麻地像蚂蚁一样向会场涌去。那情景，比过年赶大集都喜乐热闹了好多。

大戏一般唱四天四夜，在这几天中，各地货郎早就闻讯赶来，他们拿出所有压箱底的东西摆了出来，琳琅满目，让人看得眼花瞭乱又垂馋三尺，什么卖凉粉凉皮的、冰棍雪糕的、锅碗瓢盆的，还有卖布的、算命的、套圈的、打气枪的，各种各样的小商品样样俱全，应有尽有。

几乎每一次庙会看戏，都是我们孩子们玩乐的天堂。

只要一进戏场，哪还有心思听吹拉弹唱、往戏台上嘣半眼呢，早就成群结队地在人海中挤来挤去，手心攥着毛毛钱，到这个摊子上看看，到那个位置上瞅瞅，你喝瓶汽水，我啃个冰棍，买个两三毛的塑料小水枪。很快，钱花光了，戏也就看完了，于是，你追我逐，打打闹闹、欢欢喜喜地出了戏场……

进入九十年代后，农村的生活也相对丰富了一点，收音机、电视先后进了农家，村里基本解决了温饱，每顿饭可以放开了吃，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虽然有了收音机和电视，但人们依旧爱赶会看大戏。

在唱戏的几天里，街头路尾只要一碰面就会问：“看戏了吗？”然后就开始讨论昨天的戏唱得怎么怎么好，包拯怎么铡得陈世美，窦娥是怎么怎么的冤，还有，还有那夜戏中游西湖的电打布景是怎么弄出来的，跟真的一样，现在的人可真能，弄得怪吓人的……几个老人就因为一台戏靠着墙角能热热乎乎地聊上一个上午。

那时的我太小，所谓看戏也只是凑热闹，根本不懂戏，也分辨不出戏剧里面的人物。什么叫生、旦、净、末、丑，什么是好、歹、坏、恶、毒，所以，总是没有耐心完整地去看一本戏，可每次去戏场，又总喜欢在戏台前趴一会，看着演员们说唱弹跳忘我表演，身后的大人们则跟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会笑，一会悲，一会儿长叹，又一会儿喝彩。

看会戏，我们就转到戏台子后面，撩开幕布，看看戏台子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只见戏子们有的在化妆洗脸，有的在抽烟嗑瓜子，有的整理道具。正晃头探脑地看得津津有味，突然，被一声呦喝吓得心惊胆颤，原来是看场的会长发现一个小孩窜到里面推倒了挂着的戏装，他抡着巴掌从门口追了过来，我们立刻跳的跳，跑的跑，全部都鸟兽样的散开了。

在永乐庙戏台的后面，摆满了一张张台球桌。台球，在那时是刚进农村的新兴产物，算得上是很时髦的娱乐了，价格也贵，一盘三毛，都是年轻小伙叼着烟排着队在玩，我们根本沾不上边，也没有多余的钱去打，只好站在桌案前，看着人家捣来捣去的。戏场下面的几个大点的打麦场里，都搭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棚，有照相的、演录像的，还有啤酒摊和茶摊。闲人们坐在麦垛底下三五成群，有的唠家常，有的掀牛打扑克，热闹至极。当然，这样的地方，也是是非频发之地，喝多酒的人都爱逞强显能，所以，常常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打架斗殴在唱戏时几乎是常有的事。上了初中以后，学校基本不放什么“看戏假”了。好在，永乐村离我们就三四里路，步行穿山路走更近，于是，约上几个发小，又去看夜戏了。少年自有年少的乐趣。走进戏场，站在人堆里，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当然是看漂亮姑娘了。看见了，跟上去默默地站在人家的身后，问：“叫什么名字啊？哪个村的？”女孩不理，往前移了移，站在了人多的地方。叫不理，没办法，只好糧几毛钱的麻子，装在衣兜里，时不时往人家脸上身上打去，我们将这就叫“挂麻子”。有时碰着胆大点的男孩，耐不住性子，便直接上前去拉，吓得姑娘们扭头便跑，我们又立刻跑着追了上去，满戏场地赶追，上上下下好几趟，像鬼子捉鸡一样粘前撵后。记得好像是上初二时，有一次看夜戏，我的同行发小二楞是瞄上了个扎麻花辫的女孩，那女孩长得十分俊俏，头发黑黑的，脸白白的。我们挪前挪后地跟了整整一晚上，快散戏时才从她身边的小女孩问到了她的芳名，叫什么秀的，现在真记不起来了。别看二楞比我小一岁，平时看起来也傻傻乎乎的，可胆子比我大得多了：平时偷鸡摸狗他都是第一名。那晚，我跟着他一直站在那个女孩的身后，看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人家搭讪：“你上几年级啊？喜欢什么颜色的头绳？”搭着搭着，他就把人家叫出了戏场，来到了卖杂货的摊子上，黑灯瞎火地给姑娘挑了两根松紧头绳。戏散场后，我就跟着二楞去送人家。女孩一起有一个小姑娘，后来在聊天中才知道，小姑娘是女孩的妹妹。那晚我们走走停停，说了好多的话，反正都很高兴，但到底说了什么，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把女孩送到了她家门口，记得二楞和她相约明晚还来看戏。第二天晚上，二楞给女孩写了封“情书”，他一边走，一边掏出那份在作文本上写着的“情书”，在黑漆漆的夜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念给我听，什么“亲爱的，我爱你……”反正写得非常肉麻，念完后，他就交给我让我给女孩送去。只是那晚，我们把戏场翻了个底朝天，也没看见女孩和她妹妹的身影。

回去的路上，二楞好像很沮丧，用仅有的几元钱买了一包烟和一瓶啤酒，我和他在崎岖的山路上，换着把一瓶啤酒喝来喝去，进村时，二楞给我说，等星期天了让我陪他一起去女孩村里找。我不想去，但抽了人家的烟，喝了他的酒，只好答应了下来。

星期天的傍晚，我正在家里吃晚饭，二楞找我来了，非要让我去外面吃，于是，我端了碗去了门外。二楞说，早上他找我来时我出去玩了，他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川珠村找女孩，碰到了女孩的妹妹在一个打麦场里打沙包，说她姐姐在家洗衣服，最后是她妹妹把姐姐叫了出来。二楞说，他把那封“情书”给了那个女孩，女孩脸红得很，没看，装在了兜里。

后来，她妈妈发现了他们，问女孩他是谁，女孩说是她川珠中学的同学。他还去了女孩家，喝了水，吃了饭。

二楞讲得兴致勃勃，停了半晌，他突然问我：“你说，要是跟女孩子睡觉该怎么说啊？”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怎么说，就说我也不知道。

二楞皱着眉头苦思了片刻，说：“我知道了，应该说，现在我们该生个娃娃了吧！”我听完，吃进嘴里的一口饭吐了出来……

那年初二升学后，二楞就转学跟着他爸爸去了城里读书，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初三，我辍学去打工了，就再也没有看过故乡的戏。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岁月几经变迁，但有些东西一直刻在了心里，注定是一生都无法忘却。有时不经意间，就打开了那段尘封的往事，比如，小时看戏的经历，一直很怀念那段天真烂漫的时光。

作者简介

郭宝华，笔名漂泊。80后农民，甘肃省秦安县人，文字爱好者，常在农耕之余涂鸦自乐。诗观：无论这个盛世多么繁华，仍有许多角落黯淡无光。